对这些投身革命的群众，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他们。历史学家并没有忽视他们，大家都强调他们作用的重要性，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成功。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他们都是从“上面”，高高在上地看待这些群众，致使革命群众成为一种脱离实体而抽象的、善与恶的化身。
       早在革命初期，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在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1791年）里就认为，1789年10月闯进凡尔赛宫的群众只是一群“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而那些押送王室回到巴黎的妇女则是“以最卑鄙和堕落的女人形象出现在地狱里的泼妇”。大约1个世纪以后，在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一书里，斥责和咒骂的词语更为丰富。在他的笔下，被1789年“大恐惧”煽起造反的农民是“走私犯、私盐贩子、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7月14日的巴黎人是“浮上来的社会渣滓……首都仿佛落到了最低贱的平民和强盗的手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有的几乎赤身裸体，大部分人像野人一样青面獠牙，煞是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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