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经传而外，有《史记》，有诸子书，有百家言，又有五才子及杂著纪说，纷纷不一。其间之博洽者，足以益人之心思；怪异者，足以骇人之耳目。大抵不外乎情与义而已。其工于言情者，凡喜怒哀乐之所发，或合情之正，或溺情之偏，莫不各肖其事。迨夫因情而适于善，徇情而罹于恶，是皆情之所至，而有不可变移者。故言之娓娓，不究其终不止也，至性之本初与后勿论也。其善于言义者，凡纲常伦理之所在，内而系于家庭，外而关乎廊庙，莫不各著其宜。迨夫行义而由于智，守义而蹈于愚，亦皆义之所迫，而有不能推诿者。故道之谆谆，不征其实不已也。至理之当与否，勿论也。
       吾邑同砚友解子镜者，赋性深淳，为人朴实，博学能文，工诗善赋，最嗜古文，不摩时艺，因托幽情以舒啸，欲寄遐思于离奇，乃作《益智录》。书成，携以示余。余反覆披阅，见其情意缠绵，词理清晰。而言之典雅者，摭拾群经；事之荒唐者，胚胎诸子。言情则如胶似漆，言义则截铁斩钉。有者无之，无者有之，随其意之所及，以抒其口之欲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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