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文章之转折最应研究，第在魏晋前后其法即不相同。大抵魏晋以后之文，凡两段相接处皆有转折之迹可寻，而汉人之文，不论有韵无韵，皆能转折自然，不著痕迹。试观蔡邕所作碑铭，序文头绪虽繁，而不分段落事迹自明；铭词通体四言，而不改句法，转折自具。例如，《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进”八字消纳胡广屡次之黜陟（《四部备要》据海原阁校刊本《蔡中郎集》卷四，页六，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十六，页四），《范史云碑》以“用行思忠，舍藏思固”八字赅括范丹一生之出处（本集卷二百十五，《全后汉文》卷七十七，页八）。而各篇序文亦并能硬转直接，毫不着力。此固非伯喈所独擅，即普通汉碑亦莫不然。使后人为之，不用虚字则不能转折（如事之较后者必用“既而”“然后”，另起一段者必用“若夫”之类）。不分段落则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汉人之一气呵成，转折自如者也。
       《史记》、《汉书》之所以高出后代史官者，亦在善于转折。自《晋书》以下，欲于一传之内叙述数事，非加浮词则文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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