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性质，有相反者二事，而不可一有一偏无焉。兹述之如下：
       （一）文与质最相反者也。东汉一代文质适中，赋、诗、论、说、颂、赞、碑、铭各体，皆文质相半。惟张平子、班孟坚，文略胜质；蔡中郎之碑铭则有华有质，章奏亦得其中。建安以后，文风丕变，有文胜质者，有质胜文者。辞赋高华，较东汉为胜；章奏质朴，较东汉为差。《东观汉纪》及袁宏《后汉纪》所载东汉诸人之章奏，皆文质适中，即考据议礼之文亦有华彩可观，非如建安三国之重名实而求深刻也。西晋之时，陆士衡之表疏，如《谢平原内史表》等，文彩彬蔚，与辞赋无殊。其余各体亦皆文质相参。嗣宗高华，亦未舍质。故知后世惊彩绝艳之文，格实不高，与宋人语录相较，一浅一深，其弊则同耳。欲求文质得中，必博观东汉之文，以蔡中郎诸人为法，乃可成家。观《晋》、《隋》两书之《礼志》及杜佑《通典》诸议礼文字，虽主考据而并有文彩。《颜氏家训》各篇亦质而有文，与后世之质朴者相去远甚。故文质得中，乃文之上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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