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教授讲了他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化的政治》的要点，随后我认真地阅读了论文全文，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在论文中论述了由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创建的太行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对邓小平以后的思想发展非常重要。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许多思想来自太行经验。他举例说：“八十年代改革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责任制和党政分开都起源于太行。”（见《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档案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639页）我的研究课题是太行根据地历史。此时，我主编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历史丛书》已经出版了8本，我正在写《刘伯承与邓小平》一书（该书已在1994年7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会上我们进一步就邓小平和太行根据地研究交换了意见。此后，我们继续进行学术交流，通过书信探讨问题。1993年夏，我和魏宏运教授应邀赴澳大利亚参加由澳大利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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