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新解，是在西元一九五二年
       [一]之春末。那时学校在桂林街。我开始讲论语一课，讲堂上有许多旁听的，此刻我们图书馆馆长沈燕谋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携有一本美国新出版某氏的论语译本作参考。他说︰他将逐条笔记下我所讲与此译本不同处，将来汇齐寄与原译人资其改正。但听过几月，沈先生的笔记停了。他说：相异处太多，除非从头另译。我为此，打动了我作新解的念头。
       普通读论语，总是读朱注。但朱子集注成书，距今已过七百年，有些我们应该用现时代的语言和观念来为论语作新解，好使人读了亲切有味，易于体会，此其一。清代汉学盛兴，校勘、训诂、考据各方面，超越前代甚远，朱注误处经改正的也不少，我们不应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订朱注，亦复异说纷歧，我们应折衷调和以归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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