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呜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别其守，而陈其典，以扰 天下，是之谓法。故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后世之有律，自萧何作《九章》始。（《汉·地理志》，箕子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李悝、高祖皆尝有作，然或行于小国，或草创未定之制。若汉、唐及今变本加厉之法，则皆萌芽于何。）远不本鞅，而近不本李斯。张汤、赵禹之徒起，踵武何说而文饰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废小雅。此其罪，则公孙弘为之魁，而汤为之辅，于商鞅乎何与？
       鞅之作法也，尽九变以笼五官，核其宪度而为治本，民有不率，计画至无俚，则始济之以攫杀援噬，此以刑维其法，而非以刑为法之本也。故太史公称之曰：“行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今夫家给人足而出于虔刘之政乎？功坚其心，纠其民于农牧，使向之游惰无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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