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因美帝侵略越南南方失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迫近我国，时局颇为紧张。我正退休，因迁居新会城。乡居之暇，修改旧稿《周易通义》。66年秋，草《周易类释》。曾寄给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请予指正。他在百忙中很快就看了，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来信对拙稿关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知识”特别称许，说我“把《周易》的萌芽的辩证法思想写活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时人对于《周易》思想的分析，分歧很大。约分两派，一派认为《周易》没有什么哲学思想，如冯友兰、关锋、林聿时所著的哲学史讲《周易》思想是。一派是盲从《易传》，而又用马列主义理论辞句乱加附会，极端荒谬，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李景春著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是。这两派其实没有实事求是地从卦爻辞理解《周易》思想，也就是读不懂《易》文而乱谈。我编《类释》，对于生产斗争、社会斗争两部，根据事实的记录另以解释，大致不错。惟有关于思想之部，更加谨慎小心，既要避免犯虚无主义抹煞历史的错误，更要避免犯美化古人，超越历史的错误。怎样能够恰如其分，不多不少，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