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虽自古号称以农业立国，而于工商则三代未尝卑弃。抑弃工商，提倡耕农，盖在苟卿之时。制为本农末工商之口号，则当在战国之末，而盛行于西汉之初。战国之末，最斥綦组刻画末技游食之民，偏于工；西汉之初，最斥富商大贾，则渐偏于商矣。（此比较轻重言，非谓战国之末不非商，汉初不非工也。）
       《虞书》曰：“懋迁有无化居。”《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比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史记·货殖列传》引）由此知唐虞以至三代，无抑商之事。
       至春秋，卫文中兴，史记其政曰：“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左传》闵二年）晋文修霸，始入国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性读为生）”。且使“工商食官”以倡之。（《晋语》四）周内史过之言曰：“庶人工商，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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