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世儒者，因此以言利为大戒。董仲舒更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一切行为，专问动机，不问结果，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真是儒家学说的莫大流弊。其实孔子也并不如此。一部《易经》，个个卦都讲“利”。孔子说“利者义之和”，说“以美利利天下”，说“乐其乐而利其利”，何尝说利是不好？不过不专拿“利”来做道德标准罢了。
       墨子则不然。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书中总是爱利两字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尚贤中》）、“兼而爱之从于利”（同上）、“众利之所生何自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诸如此类，不可枚举。以常识论，爱的目的在人，利的目的在己，两件事像很不相容，然而墨子却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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