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无所谓律例也。自汉萧何，因李悝《法经》増为九章，而律于是乎大备。其律所不能该载者，则又辅之以令。歴代皆然，莫之或易。明初有大明律，又有大明令。中叶以后，部臣多言条例，罕言令者。万暦时，刑部尚书舒化，奏定例八百三十二条。《明史刑法志》言之详矣。国初治狱，倶用前明旧制。嗣后例款日益増多，迄今几至二千条，比之前明又多一倍。然均系随事纂定，并非出于一人之手，觏若画一，其难矣哉。余备员刑曹，前后三十余年，朝夕从事于斯。有可疑者，即笔而记之，拟欲就正有道。为日既久，遂积有数十册。凡彼此之互相抵牾，及罪名之前后岐异者，倶一一疏证而明通之。抉其可否，溯厥源流，兼引前人成说而参以末议。诚以法令为民命攸关，一或偏倚，即大有出入，且有生死互易者。故不惮繁复，详为之说。使业此者，知某条之不可轻用，某条之本有窒碍，熟识于心，临事庶不致迷于向往。非敢云嘉惠后学，或不无稍有稗益。昔人谓。陶公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区区之心，亦若是而已矣。共事诸君子，览而善之，怂令付诸剞厥，以公同好。余以所见未能精确，不敢出而问世，如是者又数年。今老矣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