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一月间，董彦堂先生以他手写上石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寄来广州本所。所中同人看了大高兴，以为彦堂这次发掘虽然依旧是继续十七年夏之调查，不居于发掘的本身，然而若干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已在这试验的发掘中列出。例如，河道与殷墟的问题，甲骨之地下情形由于冲势，商代历法之设想，卜辞工具之举例，一个字体之“发生式”的演化等，虽说都只是提出来的问题，不是答案，然在这样试验的发掘中正只重在取得问题，持此等之试验以作结论，转是荒唐。殷代刻文虽在国维君手中有那么大的成绩，而对待殷墟之整个，这还算是第一次。于是在广州的几位本所同人，要有所贡献于彦堂。我也感于他的新获卜辞第三五八“代 ”及第二七七“令周侯”之两块，引起许多感想，写给彦堂一封信，要为这后记写一跋语；而本所北迁，终未得写。中间中央研究院聘李济之先生为本所考古组主任，于十八年春将殷墟开始为系统的发掘，于是在中国境内近代的考古学，藉这工作在本所中由李、董两先生创业。两季工作之结果，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到现在已全不用我来颂赞。惟旧时感于彦堂之后记而想到的两个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