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篇后，四言的运命已经终结，既如我们在十二节里所说：接续四言体制而起的，是所谓“楚词”一类的诗歌，这类体制影响后来的文学反比《诗经》大得多，所以值得我们格外考校一下。
       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是中国文学演进到楚词，已经有指名的文学家了。在《诗三百》中，无论二《南》、《国风》，都是民间歌曲之类，正如现在常语所谓“民众为民众造的”，固然指不出作者来，即在《雅》、《颂》，作者是谁，于文学史上亦无重大的关系。我们只要知道那些篇章各是何时作，便可以看出文学之演化，反正《小雅》是时代的怨言，《大雅》和《颂》是庙堂的制作，都是很少个人性的。这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篇的作者问题理当忽略的。假如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篇的作者们岂不甚好，不过这些篇的作者问题在汉时已经不能考定，何况现在？并且因为这些篇较少个人性，况又一经作为乐用，以答嘉宾，以为享祭，文学的意味更远退在乐章的作用以后。《诗经》之存到后世，在初步是靠乐，靠为人解作一切修身之用（如《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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