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吏”、三“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出现，又真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应如何评定杜甫的这一组诗的创造价值？
       我们观察杜甫的诗，在他写某些诗的时候，他确乎自觉地怀着一种创造的意识。然而他的创造的意识最初可能只在诗的体裁上面，他要把诗的体裁扩大，他要诗能够无所不包，在诗里什么东西都写得下去，很自然所谓诗还指着五言古诗（包括乐府），从汉魏六朝以来一直发展着的主要的诗的形式。杜甫之所以怀着这种对五言古诗的创造意识，虽然他下笔时是着重于体裁，而逼得他非把体裁扩大不可的，又正由于他的诗的思想范围大，不是过去的简单的五言古诗所能包容得了。他的思想内容是他的时代要他反映的，他自己最初并没有意识着他的诗里表现的东西与前人有怎样的不同，——他还认为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哩！他确乎只在诗的写法上注意了创造性，他认为应该把诗的体裁扩大。有一首是最特别的，就是《兵车行》，诚如旧日说诗的人所说“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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