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名臣即言行录所载诸公，大率皆是矣。但其所载，皆用墓志碑文以及饯赠序记之语编入。此等皆粉饰虚美之词，且多是套子说话。以之入于史传，后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毅，英宗时为国子祭酒。以厢房前柏树枝柯蔽覆，妨士子肄业，遂剪去数条。王振素忌其刚直，即诬以擅代孔庙古木之罪，枷于监门。石大用率监生数千人号救请代，幸而获免。但当真书其事，今但取《古穰杂录》云“王振怒其持儒礼，构以罪”，又取罗伦跋帖语云“文毅见辱，石大用代死”。观者终不得其始末，岂得谓之实录耶？若刘忠宣之所经度，皆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深得雅人之致。余谓虽房杜韩范犹当服膺，盖加于众人一等矣。是乌可以不载耶？故摭其实而著之篇。
       太宗尝与解缙论群臣，御笔书蹇义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于公善，而具以实对。于义曰：“其资厚重，而中无定见。”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远小人。”于刘隽曰：“虽有才干，不知顾义。”于郑赐曰：“可为君子，颇短于才。”于李至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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