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四始，有六义。今人之诗与古人异矣。虽其工拙不同，要之六义断不可缺者也。苟於六义有合，则今之诗犹古之诗也。六义苟缺，即古人之诗何取焉？余观孔子所定三百篇，虽淫奔之辞，犹存之以备法鉴。则其所去者，正所谓於六义有缺者是也。况六义者，既无意象可寻，复非言筌可得。索之于近，则寄在冥邈；求之于远，则不下带衽。又何怪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则在于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则其所谓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者，又将安从生哉？今世人皆称盛唐风骨，然所谓风骨者，正是物也。学者苟以是求之，则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作亦庶几乎必传。若舍此而但求工于言句之间，吾见其愈工而愈远矣。自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共三卷。
       诗以性情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诗家所宗，莫过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辞句简质，其后或有托讽者，其辞不得不曲而婉。然终始只一事，而首尾照应，血脉连属，何等妥贴。今人但摸仿古人词句，饾饤成篇，血脉不相接续，复不辨有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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