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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编撰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发展、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撰创新的途径等有关历史编撰的论述，不仅丰富了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今天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编撰；史书体裁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145-06
       我国传统史书体裁丰富多样。《四库全书总目》将之区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共为15类。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杂史、传记、地志、学史、史论、附庸，共10种；其中正史再分为官史、别史两类，如此细分，共得23类。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史书体裁形式的丰富多样不止具有文献学、目录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多方面的思想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历史编撰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发展、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以及史书编撰创新的途径等有关历史编撰的论述，不仅丰富了具有民族形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容，而且对于今天新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一、论历史编撰与史学发展的关系
       历史编撰是史学发展的载体。白寿彝论述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世世代代学者，无论你对历史演进的观察如何深刻、敏锐，对历史变化的观点如何之高明、正确，搜集的材料如何之丰赡、翔实，研究的成果如何之精当、宏富，表达如何之恰切、生动，都必须依赖历史编撰这一载体容纳和表现出来。同样，史学研究的多方面的成果也要依赖于此，才得以广泛行世和久远流传。因此，历代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无不重视对历史编撰加以总结。历史编撰在过去学术长河中的发展，是依靠史家的创新精神来推动的，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探讨历史编撰问题，对于当前的史学工作同样具有积极的推进意义。
       关于历史编撰的理论探讨，可区分为史体和史例二者。史体，是指史书的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之类；史例，是指史书在内部组织形式上的安排，如专传、合传、杂传之类，项羽是否可列为纪，陈涉是否可列为世家之类。史体与史例是史书的外在表现形式，如何正确处理史书内容与史书外在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白寿彝提出要注意以下二点：“一点是要注意到内容和形式间的关系。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可能有一种比较更好的表现形式。在编纂史书时，当然以采用更好的形式为宜。又一点是，形式是为了体现内容，内容不当因迁就形式而对自身有所损害。同时，形式也应有自身的完整性，也应该适当地保持一个相当完整的形象。这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必须妥为处理。章学诚说司马迁的书圆而神，班固的书方以智。这句话的大意是，《史记》在体例上不拘一格而能更好地表达历史面貌，《汉书》拘守绳墨而能容纳较多的史实。章学诚的话颇有扬马抑班的语气，但他的本意却在于说二书各有所长。”章学诚的论述对我们的启发是：史书编撰能达到“方圆求备”，二者兼具，当然为最好。若做不到“方”与“圆”二者兼具，而能得其一端，也算不错。编撰史书不讲求形式的恰当和体例的合理、严整，既不能“圆而神”，也不能“方以智”，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结果必然是妨碍著者对所要记载内容的表达，对于读者则增加阅读的困难，因而不利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这些都须要通过理论上的探讨，以及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加以改进和提高。
       二、论史书体裁的发展
       中国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先后形成了三种主要史书体裁，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以往的看法，似乎这三种体裁之间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好像也是固定不变的。白寿彝提出：“对于这三种史书体裁的看法，应该有一个新的看法。应该看到这三种体裁间的相互关系，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这三种体裁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学家主要地从某一角度认识和叙述历史。编年体是以年代先后为其认识和叙述的角度，纪传体主要是从人物的角度，纪事本末体则主要从事件的角度。这三种观察叙述历史的方法，不是历史学家随心所欲生造出来的，而是社会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因素所提供的。内容异常复杂丰富的社会历史进程，从时间上说，是按年代先后发生的；从活动主体上说，历史变局是人做出来的；而从历史进程的形式上说，则又表现为许多事件(由发生、发展到结局)的互相联接和交错。时间、人物、事件，是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历史学家选取某一角度观察和叙述历史各有方便之处，三种体裁的存在各有其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长处。而因为写的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所以就不可能纯然运用一种体裁而不兼及其他记载的方式。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纪传体史书里的本纪，基本上就是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记事的，但里面也有纪事本末体。比如《左传》记晋文公在外流亡的经过，就是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史书，是把历史上的大事区别为若干子目，在某一个子目里把这件大事有首有尾地记下来，每一子目都独立成篇。但这种史书也必须按年月日来排比历史的事实，而且里边也不能不有传记性质的记述。因此，这三种体裁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的形式来说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
       这三种主要体裁也是不断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编年体的史书《春秋》和《竹书纪年》，只有简单的事目。《左传》、《前汉纪》、《后汉纪》，就有很大的发展。《资治通鉴》就有更大的发展。《资治通鉴》这部书是有极丰富的内容的，它按年月记述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还记述了各种议论。对于没有确切年月可考的史事，它也作了适当的处理。《资治通鉴》和《春秋》、《竹书纪年》，都是编年体，但彼此之间相差很悬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以外，又写了《资治通鉴目录》，这可以说是《通鉴》的纲，但究竟是另外一部可以独立的书。到南宋出现了《资治通鉴纲目》，对于一件史事的记载，有纲，又有目，这是编年体史书的又一形式。”
       同样，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也都经历了发展演变的过程。《史记》是贯通古今的通史体裁，班固的《汉书》则是断代史体裁。《史记》由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体构成，《汉书》则取消世家，将有关人物的记载合并到列传之中。《史记》的“八书”包括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汉书》的“十志”，则合并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合并律书、历书为律历志，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四篇分别改为天文志、郊祀志、沟洫志、食货志，又新设立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此后“正史”中的典志部分的篇目每因反映时代的特点而有变更，《后汉书》以下，多设有百官志。《魏书》因佛教
       在北魏盛行，设立《释老志》。《旧唐书》以下因实行科举取士，官员选举制度改变，因而多设《选举志》。纪事本末体这一体裁创于南宋袁枢，系设立事目，内容抄《资治通鉴》而成。清初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其史料来源系纂修者采摭而得，它的成书比《明史》早了八十余年。。其后，因受清代考证学风大盛的影响，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增加了“补逸”、“考异”、“辨误”、“考证”等内容。清末李有棠撰《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重视考证的特点更为突出，搜集《辽史》、《金史》以外史料多达数百种，“考异”内容占了全书之大半。
       三、论历史编撰改革的方向
       我国史家在史书编撰上的创新精神，不但反映在史书体裁的发展上，同时还突出地反映在史家对历史编撰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开拓。
       清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裁、体例的得失，“提出了史书编撰的改革方向”。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特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体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有鉴于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从而更能显示历史发展大势的长处。
       章学诚提出的“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这一历史编撰的改革方向，经过晚清以来史学演进实践的检验，证明其具有高明的预见性。20世纪初年著名学者章炳麟和梁启超二人对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正是循着这一大方向继续探索的。
       章炳麟于1900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1902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典、表、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梁启超于1901年至1902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1918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
       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作这样的设想，既继承、发扬了传统史学的优良遗产，又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提高了历史编撰的地位，堪称意义重大!
       此后，罗尔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太平天国史研究，又对“新综合体”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他自40年代末起，即经历了由继承纪传体到自觉地进行改造的艰巨过程，至80年代中期，又受到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启发，因而确定用一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撰写成四卷本的《太平天国史》。全书系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叙论”是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作综合的论述。“纪年”，是以纲目体裁，按年代先后，对史事进行简洁的、有组织的记述；相应取消“本纪”，将洪秀全事迹移归列传内，剔除了纪传体以君主纲纪天下的封建性。用“表”标明复杂繁赜的史事，共二十一“表”。用“志”记典章制度，有上帝教、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政权、政体、食货、官爵、兵、刑律、礼制等，共二十篇“志”。“传”记人物，共四十七篇。罗尔纲认为：应用这种“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来撰著，“使一部史书既有理论性的阐述，又有丰富的内容，与一般用西方体裁撰著的史书往往陷于有骨无肉干巴巴的境地迥异。它是可供今天史家撰著史书应用的一种体裁的”。
       四、论历史编撰的创新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继承传统史书体裁，并根据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造、创新，成就斐然。这里仅举出世纪之交相继出版的《清通鉴》、《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中国通史》为例证进行论述，因为这三种著作分别代表了在改造和利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三种主要体裁上所作的很有意义的探索。
       (一)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创新
       戴逸、李文海主编的《清通鉴》(共22册)。在全书《凡例》中提出：“本书在著述宗旨、编纂体例上取法司马光《资治通鉴》，力求撰写成一部观点正确、史事翔实、取材丰富、能反映时代精神、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通鉴体编年史书。”“司马光‘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成《资治通鉴》，以为帝王长治久安的教科书。本书在著述宗旨上，力求反映清朝崛起并从兴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举凡人物的
       功过是非、事件的前因后果、制度的沿革演变、政策的利弊得失等俱囊括其中；清代300年又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时期，本书尤注意探索和揭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规律。因此，本书除对政治、军事给以应有的重视之外，对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对外关系等为司马光等旧史家所忽略的内容也予以足够的关注。”根据著者确定的丰富历史记载的内容、探索历史规律、反映时代精神等项创新要求，在编撰体例上作了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诸如：“在编年、史料长编的基础上，精心谋篇布局，进行删削、增补、合并、归纳，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再创作过程，真正达到重点突出，有助于借鉴历史经验的目的。”“较繁复的事件，先标其纲，俾眉目清楚；跨越年度、经年不结的重大事件，按其发展脉络分成几节处理；经济、社会方面的内容，既强调有关制度、政策的由来和演变，也不忽视重要的反映社会经济水平的数字，如人口、垦田、地丁、盐课、关税、厘金、户部存银、铸造发行钱币以及对外贸易等数字，对近代重要工厂、铁路、矿山、银行、学堂、报馆的开设都有所反映；重要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对历史发展有深刻影响的奏议、书信、文章、文件等可全录，或作详细摘录。重要的学术著作、文艺作品、科技成果不遗漏。”著者还发扬司马光严谨治史、精于考订史实的精神，将考异精审定为“本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宁可主编有《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一书，他论述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的作用及其改造，提出：史书的基本任务是记事。“人们的诸多历史活动中，历史事件最为瞩目。”“尤其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使那些在长时期里仿佛停滞甚至静止的历史进程突然加速或者倒退，或者发生重大的曲折，也使那看似平淡不显眼的历史进程陡然发生急剧的变化，发出耀眼的闪光。它们往往是历史诸多方面运动的综合集中的反映，是历史深层变化的界标与契机。”而“这些明显的、短期的、凸现的历史事件，多属政治(包括军事)方面”。这正是纪事本末体史书作为传统史书主要体裁之一，并着重记载政治、军事大事的原因。“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已不仅限于历史事件，而是扩展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时段，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也不仅仅简单地限于‘垂戒立训’，而主要是经过对历史的认识，了解历史的趋势、历史的规律，以便更自觉地、更科学地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由于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扩展与深化，而会更加体味到历史事件在人们全部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使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所由形成、演变和结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由他主编的《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一书，即选择从远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历史事件共1216件予以记载，要求做到“首尾毕具，过程清晰完整，尽量详明”。譬如，书中记述西汉前期的历史，便选择了汉朝建立、消灭异姓王、汉初分封同姓王、白登之围、徙豪关中、汉高祖立嗣、吕后当政、周勃安刘、文景之治、吴楚七国之乱、张骞通西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马邑之谋、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设十三刺史、汉武帝筅盐铁、均输平准、李广利伐大宛、和亲乌孙、通西南夷、平定南越、罢轮台屯田诏等事目，以反映西汉由建国到强盛，以及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的主要历史进程和面貌。
       (二)改造纪传体而创造“新综合体”
       白寿彝自20世纪70年代末即构思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大型工程，经过20年的艰巨努力，《中国通史》全书12卷、22册于1999年4月全部出版，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和体裁的新颖，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1981年即曾以精炼的语言，概括要用“新综合体”来撰写史书的指导思想，说：“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是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1989年，《中国通史》导论卷出版，总主编白寿彝在书中专设了论历史编撰一章，阐述史书体裁的继承、改造和创新，阐明“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这一总的著述宗旨。他构想通史著作应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新的综合体裁，具体论述每一部分设置的意义、基本内容和要求，对这部规模宏伟的著作的编撰形式做出了清晰的规划。
       以“序说”置于全卷之首，开宗明义。序说的设置，是借鉴于《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序略》、司马迁和班固的自叙传、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宋元人经解的序说、明清人撰述的凡例以及西方人近代论著中的成规，加以发展而成。序说的基本内容，应包括：1、论述基本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考证；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应从大量的资料中挑选出重要的部分来论述。2、论述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应说明在这一研究领域中，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两项是说明研究工作的依据，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年青一代的研究工作提供基础。3、说明撰述要旨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
       “综述”，是各卷的主干部分，要写出历史发展的总相。综述吸收了纪传、编年及近代以来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发展。综述部分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要紧紧抓住每一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历史发展的动向。政治的变化比较显著，会作较多论述，且能显示历史演进的线索，但应结合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的发展。第二，时间的观念要鲜明，首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期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此外，综述部分还要对历史的疆域写出大致的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等，只要重点地说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在典志部分去写。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他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在撰写上比原有的各种体裁方便得多。
       “典志”的任务，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典志的设立，是对纪传体中书志的改造和发展。典志部分的主要内容，从总结旧史的志目并以新的观点考察，可包含如下各门类：1、地理。包括行政区划、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交通的道路等。2、民族。把民族立为专篇，有关民族的分布、活动、迁徙、习俗等，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3、社会经济。包括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生产技术、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4、政治制度。包括官制、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5、军事制度。6、法律。7、礼俗，包
       括民间习俗。8、中外关系。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服务。有两点尤为要紧：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态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发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发展的关系。各卷典志的篇目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反映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特点而有特别的篇目。
       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像，就愈益感到历史内涵的丰富和深刻。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重视写人物传记，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来，人们重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书工作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坚持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著作中，看不到完整的人物形象，却不能不是一个缺陷。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写传记，既要写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我们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生活的时代，还要有通史的见识，把人物放在时代发展中来写，才能写好。
       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互相配合，就能够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的进程，即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比起近几十年来流行的章节体，这种新综合体明显地便于容纳更多的历史内容，能更进一步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恰当地运用这种综合体裁，把通史写好，还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吸收司马迁、杜佑“通古今之变”的长处，还要吸收郑樵、马端临“会通”各种知识和文献的长处；而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在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要透过历史现象提示出历史的本质。要求做到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不要将通史变成断代史的拼凑，在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每一时期历史各方面关系的基础上，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
       白寿彝关于新综合体的构想，是在自觉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基础上气魄宏大的创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新综合体在形式上吸收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加以改造，并且糅合了章节体及西方近代大型历史著作的优点而加以发展，而在内容上则与旧史有本质的不同。四个部分互相配合的综合体裁，有巨大的包容量和灵活性，正好为对于各个时期各方面的问题探索多年的专家贡献成果提供充分的空间，各卷中则因反映各个时期历史的不同特点而在体裁运用上有独到的创造。历史编撰的重大创新本来是由于历史学家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层次而引发的；反过来，这一重大创新又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内容，开辟新的前景。
       责任编辑：翁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