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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想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崇高的地位。但从巴金一生的创作来看，《随想录》的思想内容与思维特点基本上还是在《家》的基础上徘徊。其主观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巴金未能对激进的反叛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二是巴金未能对严厉的自谴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三是巴金未能对融入集体的愿望进行自觉的反思。
       [关键词]《随想录》；《家》；回旋性徘徊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2-0142-03
       巴金一生的创作有四次大的转变。建国前两次，建国后两次。建国后创作中的两次转变，透露出巴金内心信仰与失望交织，忏悔与批判相随的特点。把《随想录》放入巴金一生创作的整体框架中，可以看到许多曾被遮蔽的东西。最值得注意的，是巴金晚年创作呈现出来的回旋性徘徊现象。
       《随想录》从解剖个人的行为与心灵人手，清算“文革”的罪行，反思五、六十年代历史变革的经验教训，反思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路程。巴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自己早年严厉批评过的“觉新性格”和“奴隶意识”，而且再次强调这种“觉新性格”和“奴隶意识”，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得以盛行的一个基础。巴金把自己作为标本，毫不客气地揭出自己心灵深处的伤疤，勇敢地担负起作为个人应该对历史承担的那一份责任。晚年的巴金是把《随想录》作为自己一生的总结，作为留给后人的“遗嘱”来写的。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给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使后人明白十年苦难是怎样发生的，它有哪些幼稚、愚蠢甚至残酷、荒唐的表现，希望用自己的血泪和文字建起一座难以建造的“文革博物馆”，以期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巴金的心是真诚的，愿望是良好的，勇气是可敬的，行动更是感人的。在那个乍暖还寒的特殊年代，他以自己崇高的地位和名望，坚决向愚昧和专制宣战，带着满身心的伤痕顶住各种压力，冲破各种阻力，一步步艰难地走向春天。说《随想录》“是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说《随想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品种，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内容”，说《随想录》是“现代忏悔录”，都是很有道理的。《随想录》的历史价值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后来者可以超越，却无法替代。但是，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拉开一段距离来看，读者不难发现：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磨炼后，巴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写出来的《随想录》，其思想水平并没有能够达到《憩园》、《寒夜》的水平。
       巴金在《随想录》中多次谈到《家》。将两者作一比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随想录》的一些内在的东西。首先，从两者的写作心态来看，《家》和《随想录》都是巴金创作发生重大转变后写出的，都是巴金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理想遭受重挫，转而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社会病根，探寻新的出路的产物，都充满着仇恨的意识与批判的激情。不同的是，写作《家》时的巴金，信仰的是无政府主义，他对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的幻灭虽不甘心，却是无可奈何，深感已无回天之力，但仍有着理想失败后浓烈的仇恨意识与青年人充沛的革命激情；写作《随想录》时的巴金，面对寄寓着他新的希望的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强地震的破坏，他痛心疾首，虽自己深受其害，有着无比的憎恨，但他憎恨的只是造成地震的罪魁祸首及相关的思想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本身仍寄予希望。这种希望使得“年过古稀、满头白发”的巴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其次，从两者批判的对象来看，《家》和《随想录》都聚焦在两点上：一是愚昧残暴的行为和封建专制思想，二是软弱妥协的“觉新性格”。不同的是，《家》对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高家统治者以及他们控制下的封建大家庭是彻底绝望了。认为呆在这个牢笼里必定灭亡，反叛出逃才是唯一的生路。对高觉新则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深切的同情。《随想录》则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四人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仍然寄予希望。巴金在《十年一梦》中说：“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巴金之所以一度心甘情愿地做奴隶，一个重要原因是盲目相信造反派们宣扬的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真理”。巴金之所以会盲目相信，说明他对这些“真理”虽不理解，但愿意学习。这与巴金在五十年代努力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心态是一致的。这种心态历经十年灾难后并未改变。只是在形式上将“学习”变成了“批判”。其实，“学习”是为了理解和融入，“批判”也是为了理解和融入。因为巴金批判的目的是补天。巴金清醒地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实现他心中理想的唯一可能的选择。对“觉新性格”，《随想录》的批评比《家》更为严厉。自然，严厉并不代表深刻。在《家》中，巴金对觉新性格的内涵及其危害已经作了相当深刻和出色的描写。只是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觉新的性格特点。巴金发现自己性格中有觉新的东西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但当时巴金也只是把它看作是自己在封建地主家庭里多年生活的印记，看作是旧社会旧知识分子的缺点，并没有对此作更深入的分析。真正把觉新性格与巴金身上自觉的奴隶意识与不自觉的帮凶行为联系起来加以严厉谴责是在《随想录》中。这是巴金深入自剖的一个重大成果，它大大扩展了“觉新性格”的外延，提升了它的概括力，扩大了它的影响，给《随想录》带来了辉煌的色彩。但是，《随想录》对“觉新性格”的内涵及危害的剖析并没有超出《家》的描写。第三，从两者忏悔的内容来看，《家》和《随想录》都以承认主人公有罪为前提，都有着明确的赎罪观念。不同的是，高觉慧认为上辈人靠剥削人民发家致富有罪，自己在剥削阶级家庭里长大也有罪，觉醒了的青年人应该为上辈人及自己赎罪。“随想录”里的巴金。则除了高觉慧的赎罪意识外，还要为自己的奴隶意识和帮凶行为赎罪。巴金在《纪念雪峰》、《怀念非英兄》、《怀念胡风》等文章中，一再为自己写过不负责任的文章而感到羞耻。第四，从两者描述的理想来看，都坚持无政府共产主义理想，都强调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精神。不同的是，《家》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展示的，《随想录》则是用理论性文字来表述的。只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已经作了几次修正，所以巴金在表述“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时没有使用“无政府主义”的名词而已。
       不必再作过多的描述，仅从以上简单的比较中，就可清楚地看到除了因时代和文体的不同而出现的具体事实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外，就其主要内容和思维特点而言，《随想录》简直就是《家》的另一种版本。《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它鲜明的反封建启蒙精神曾哺育和激励了许许多多不甘屈辱要求进步的青年，对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作出了贡献。同样，《随想录》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历史拐了一个大弯后，它再次高举起反封建的启蒙主义大旗，警醒人们勿忘历史，激励人们奋勇前进。但是，在历史拐了一个大弯的时候，巴金自己也拐了一个大弯。他基本上又回到了《家》的世界和起点。本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巴金理应对历史和现实有更多的感悟，思想认识理应有更高的起点，剖析问题理应有更大的突破。可惜的是，巴金基本上仍然在重复着自己昔日的辉煌。他并没有忘记，他是怎样从简单地认定“《家》已经尽了它的历史的任务了”而走向新的希望，又怎样在历史的动乱中从“人”变成“牛”的。但巴金对这一戏剧性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反思却还停留在《家》的水平。巴金没有能够更深入地剖析中国的封建专制势力何以会如此地顽固与强大，没有能够更细致地揭示出中国的反封建启蒙精神何以会如此地屡遭挫折，没有能够更深刻地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软弱妥协的“觉新性格”何以会如此地绵延不绝甚至更为扩大的深层病根。
       巴金晚年的回旋性徘徊以及之所以在《家》的基础上徘徊，而不是在《灭亡》或《憩园》、《寒夜》的基础上徘徊，都明显地既有作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仅从巴金的主观原因来看，应该说，《家》确实最鲜明地显现了他的理想、性格和思维特点。这种特点在他对社会现实怀有希望的时候，更是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来坚持和发扬的。而正是在这点上，他无意中为自己设定了难以突破的框框，使得他不可能自觉地对自我和人生作更深入的反思。只有当他跌入孤独悲观的低谷时，他才有可能不自觉地突破这种思维定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巴金未能对激进的反叛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巴金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在尖锐的矛盾对立中生存。而且，因为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摆在个体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大胆反叛而获得新生，要么妥协退让而走向灭亡。这样的设置自有其现实的依据，有其可行的道理，也有其成功的范例。中国历史上“造反有理”的呼声总是与残酷的压迫联系在一起。而时代流行且越来越浓烈的仇恨意识，以及《家》的成功，都在不同层面上强化着巴金的这种思维。当然，巴金赞赏的反叛，并不是阿Q式的造反。巴金所要反叛的，是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自由发展的不合理制度。对于个体的人，巴金在理论上都是能够宽容的，因为巴金的理想是要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平等和幸福。那么，什么是个体所能感受到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煽动仇恨心理是否会妨碍个体心中爱的努力?激烈地反叛自己认定的不合理制度是否就一定能通达自己理想的境地?它会不会伤及无辜，造成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巴金对这些问题显然都缺乏认真深入的思考。巴金是一位情绪型作家，又认定要“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虽然巴金有着“为人类”的坚定信仰与目标，但这种带有浓烈情绪色彩的激烈反叛意识限制了他的视野，束缚了他的思维。他的作品一方面在宣传爱，更多的时候却是在挑起仇恨的火种。巴金念念不忘的是他反叛的对象，很少有耐心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人性弱点进行深刻的反思。通观巴金一生的创作，四次大的转变代表着他四次大的人生选择。其中第一、三、四次选择都给他带来了程度不同的新的希望，只有第二次选择是迫不得已的。但恰恰是这次别无选择的选择，却成就了巴金文学事业的巅峰，留下了《憩园》、《寒夜》等不朽的作品。其间的苦辣酸甜和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巴金未能对严厉的自谴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严厉的自谴意识也是巴金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高觉慧替上辈人赎罪，高觉新为自己的行为而忏悔，《随想录》中对奴隶意识与帮凶行为的反思，都是自谴意识的突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巴金不只是把它当作自己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更主要的是把它当作强化作品批判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他经常是在严厉的自谴中深刻揭露社会弊病，激烈反叛社会压迫。又在严厉的自谴中，有效地规避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障碍，得到人们更多的同情与理解。虽然，巴金独具特色的自谴式忏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至于思想和文化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它催生了中国人的忏悔意识，开创了中国忏悔文学的先河。尤其是，他的《随想录》主要从这一层面触及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完成了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其历史功绩不容置疑。虽然，巴金把自谴式忏悔当作一种斗争的策略有其特定社会历史因素的限定，我们从《随想录》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深入的“随想”中，可以触摸到中国当代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演变脉搏。但是，因为巴金对其过于严厉的自谴和过多的策略性考虑的消极面缺乏自觉的反思，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很大的缺憾。本来，通过自谴完全有可能导引巴金深入细致地剖析人的内心，进而深刻揭示出人性的弱点，就像《憩园》、《寒夜》已经不自觉地做到了的那样。这既会增进他作品的深度，也能增加他作品批判的力度。但巴金太热情、太急功近利了。他没有耐心也没有那样的自觉来深入解剖人性。他关注的热点，更多的还是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斗争。他用力的重心，也多是严厉的自谴而不是深入的剖析。加上他明确的策略性考虑，就使得他的大多数作品包括《家》和《随想录》中的“自谴意识”都主要还停留在工具和方法的意义上，其指向还局限在人类社会阶段性和局部性的范围里。
       第三，巴金未能对融入集体的愿望进行自觉的反思。巴金一生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始终与各种形式的统治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巴金又一直在寻找集体，希望在集体的繁荣与人类的幸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巴金清醒地认识到，他理想中的各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平等的地位，高尚的情操和自由的意志的集体，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寻到的，但他仍然渴望着这样的集体。而且，正因为巴金对心中的集体既有美好的愿望，又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当他找到了他认为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集体时，他就想方设法去融入和适应这样的集体。以至于在后来的努力融入和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于是心甘情愿地成为精神奴隶，做出一些令自己永远不能原谅的事情。巴金融入集体的愿望对他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真正融入到他感到理想的集体中，他根本就不屑于文学创作。只有当他感到这个集体有了问题，或者是被迫散架后，他那颗孤独的灵魂从集体中游离出来没了居所，才会拿起笔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怨憎与爱恋。巴金的一流作品，都是他身处“集体”之外创作的。而且，他越是对心中的“集体”感到渺茫和绝望，创作的作品就越出色。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巴金对此缺乏自觉的反思。尽管他晚年已经痛切地认识到保持自我独立性的重要，但还是希望融入他理想中的集体。
       当然，巴金晚年的回旋性徘徊还有更多的原因。而且，巴金的回旋性徘徊并不是孤立的，那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回旋性的群体现象。在那个群体中，巴金还是一位较早的觉醒者和大胆的反叛者。正因为如此，巴金的回旋性徘徊才更具有典型的认识意义。
       责任编辑：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