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51年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儒勒·凡尔纳与往日相比，判若二人。昔日，这位“11个光棍聚餐会”的核心人物，嬉戏、幽默诙谐大王，张口皆诗赋，举手投足有“文章”的快乐青年，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位深居简出、禀性孤僻、与世寡谐的隐士；交际场所久已不见其身影，塞纳河畔难寻他的踪迹。他日不出户、身藏斗室，苦读圣贤书，钻研科学。
       我们从儒勒·凡尔纳遗留的材料和当年的历史档案中发现，19世纪中叶，欧洲尤其法国处于多事之秋，社会动摇，人心浮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和较量，一浪高一浪，斗争一次比一次残酷。而儒勒·凡尔纳正处在这个斗争的漩涡巴黎。儒勒·凡尔纳的内心矛盾和苦闷，与他表面的隐士生活。又构成他个性发展的特点之一。政治理想（即平等、博爱、自由的共和制理想）的破灭、他心目中诗歌纪念碑维克多·雨果流亡国外、一再提携他的大仲马彻底破产后远走他乡、生活无保障、戏剧的没落、探索创作之艰辛，情场屡屡失意，你怎么能让他欢乐得起来呢？如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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