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味菊先生尝曰：“医学与哲学犹两轮之不可离也。以科学方法检寻病源，分析病理，以哲学观点，观察症候，综合诊断。此相需而又相成。以伤寒重要症候昏愦而言，浑浑噩噩，似无知觉，呼之不应，问之不答，此中热毒也。神衰之人则不然，不耐高热，初病即多梦呓。而醒时则了了自清，继则心烦善言，所言皆日常习行之事，间有一二不尽情理之语，此时已露阳用日虚之象。倘与清心凉剂，则阳气愈衰，白昼亦多乱语。大抵中毒昏愦，骤然而来，神衰昏愦，由渐而成，中毒之人，服犀羚可收镇静缓和之效，神衰之人，用温潜益正之品，能防厥脱之变。倘辨症不当，论治失误，其为害不可设想矣。”祝氏之言，颇为精当。兹举一事可为例证。昔年沪上儿科名医徐君，衣钵相传，己有二世，以时方著称。慕视氏对中医有特殊见解与治疗方法，而未心悦诚服也。虽然如此，仍命其子拜祝为师，以学究竟。一日其子患伤寒甚剧，热度逐日上升，昏眩昏愦，呓语呢喃。醒时又了了自清，而脉不洪数。徐君甚忧之，因惧祝用药与其观点有所不同，遂邀请同道数人，共同诊治，共同处泻心汤法。祝闻之转告徐曰：“此非泻心法所宜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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