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道鄰先生在「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出版時，寫了一篇序文，內中說過：『就中國過去讀書人的心理談，作兒子的，刊印他父親的著作，差不多是一種近乎神聖的義務，同時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滿足。我現在也還是有如此的感覺』。徐先生這幾句話，可以說是道破了我數十年來所一直懷抱於衷的心情。因為辜鴻銘先生曾經對我稱贊過先父的文學造詣，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同時，惋惜先父的作品，恐將成為廣陵散，從此絕響（注）。所以民國十八年先父去世後，我對於先父遺集的出版，念茲在茲，費盡苦心，多方籌劃，一直到了前年才得到成文出版社黃成助先生肯於犧牲血本，予以影印，使我完成這份「神聖的義務」，感到「一生中最大的滿足」。
       我為要出版先父的遺集，曾經找過胡適之先生幫忙。有一天，接到胡先生一封信，說他要到上海去，叫我把書稿送給他，他要帶去碰碰看，我就把書稿送給他。可是他從上海回來後，告訴了我，他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商量過，高先生說，這種舊文學已經缺乏商品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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