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通之言曰：作史莫难于志，难乎其言必皆征实，而非可以意为也。顾时或隔数十载，地不越数百里，则其爬搜掇拾，于以彰往而诏来也。虽难，犹未甚。若重庆者，南控黔滇，东达荆楚，袤延几二千里，为西蜀一大都会。我国家承平二百有余年矣，其间礼乐文教之设施、人物习尚之隆替，莅兹土者抑岂乏瑰闳杰出之才，足以驱谴百家，网罗散佚成一书，以备三巴文献之征。而自有明江志后，迄今三百年无人焉起而肩之，是果皆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哉。地广者抉择难，不遗则滥，时久者考质难，不舛则诬，信以传信，固不可苟而已也。 西躔太守为我乡名宿，宦蜀三十年，所至以经术饰吏治。壬寅秋来守是郡，慨然念斯志之不可久缺，而又不敢以其所难者俟之人。于是博加采访，以荣昌教谕寇君司纂辑，而亲总其成事。虽因而实创，昕夕编摩，如列眉如观火。朝采于是年冬奉檄权巴，篆受而读之，辄叹其简练精核，突过康对山《武功志》以上。开雕甫半，而公遽归道山。朝采窃惜是书之垂成，而成之如此其难也，因督促之，以毕公之志。呜呼，公往矣，公固自有其所以不亡者在哉！ 赐进士出身、署重庆府巴县事、罗江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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