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学问到了现在，都有他应循的轨道。这种轨道并不是学术界上的无理的权威，强迫人家去服从的；而是这数十百年来许多学者苦心孤诣地推求出来，凡是有理性用的人去研究这项学问时不容得不遵从。我们生在此际，应该永远想着：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研究的学问有怎么大的范围？我们向那里寻材料？我们整理学问的材料应当用怎么样的方法？能够这样，我们自然可以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开出无数条的新道路，不至拘守前法，不能进步。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学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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