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论古人者，如汉史所书，于武帝则讥其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于田蚡则诋其负贵骄溢，以肺腑为相，杀窦婴、灌夫；于公孙弘则云：“性意忌，外宽内深，饰诈钓名，不为贤大夫所称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实有大功于名教。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散缺，高帝初兴，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于武帝，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帝详延天下多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于一时；蚡、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诏书，尚能称弘之率下笃俗，但不及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