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观昌黎韩子作《毛颖传》，柳子厚读而奇之，谓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古之文人，其相推奖类若此。及子厚作《谪龙说》与《河间传》等，后之人亦未闻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岂前辈所见，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耳矣。余友瞿宗吉之为《剪灯新话》，其所志怪，有过于马孺子所言，而淫则无若河间之甚者。而或者犹沾沾然置噱于其间，何俗之不古也如是！盖宗吉以褒善贬恶之学，训导之间，游其耳目于词翰之场，闻见既多，积累益富。恐其久而记忆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发、可以惩创者，汇次成编，藏之箧笥，以自恰悦，此宗吉之志也。余下敏，则既不知其是，亦不知其非，不知何者为可取，何者为可讥。伏而观之，但见其有文、有诗、有歇、有词、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骇、有可嗤。信宗吉于文学而又有余力于他著者也。宗吉索余题，故为赋古体一首以复之云。
       山阳才人畴与侣？开口为今闔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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