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序
       传称诗以道性情，人之性情不一，以是发于讴吟歌咏之间，亦遂参差其不同，盖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唐之诗，传者几百家，其善为行乐之词，与工为愁苦之什相半。虽于性情各得所肖，而求其不悖夫温柔敦厚之教者，未易数数觏也。　　右丞崛起开元、天宝之间，才华炳焕，笼罩一时；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故其为诗，真趣洋溢，脱弃凡近，丽而不失之浮，乐而不流于荡。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乃论者以其不能死禄山之难，而遽讥议其诗，以为萎弱而少气骨：抑思右丞之服药取痢，与甄济之阳为欧血，苦节何殊？而一则竟脱于樊笼，一则不免于维絷者，遇之有幸有不幸也。普施拘禁，凝碧悲歌，君子读其辞而原其志，深足哀矣。即谓揆之致身之义，尚少一死，至于辞章之得失何与，而亦波及以微辞焉。毋乃过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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