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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居民这个市场主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者从古典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相比较、市场主体的历史形态与现实特征相比较、发达国家的居民主体作用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主体作用相比较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居民这个市场主体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阐述了居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本质联系，勾勒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三大市场主体相互结合又相互约束的基本运行机制，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秩序和本质具有莫大的裨益。
       关键词：居民；市场主体；现代市场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5—0080—10
       居民在经济运行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经济学说史上不同的经济学家给予不同的解释，当然，这是与古典市场经济时代和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所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秩序不谋而合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居民这一市场主体的考察进行纵向的历史梳理，并深入剖析三大市场主体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关系，从而凸显三大市场主体的合作机制。
       一、市场主体分析方法的创新
       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以及在他们前后的许多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与经济地位联系，阶级分析是当时政治家进行政治鼓动的一个手法，也是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视角。他们对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行为目标、行为后果要么是忽略不计，要么是轻描淡写。这当然与18世纪欧洲市场经济的幼稚性、粗糙性有关，也与当时经济学家观察与认识问题的局限性有关。至少在18世纪，甚至在19世纪，市场经济中的各个主体尚未发育成熟，经济活动中的分工与协作多数还停留在手工作坊的内部，而在社会范围的商品与要素交换关系还难以达到专业化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与产权的清晰度都不是很高，无法分离出需求与供给、消费者与厂商、要素提供者与要素经营者等等这些不同市场主体各具特色的典型特征。企业在当时还不具备组织与架构的先进性，政府这个主体还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居民主体处于孱弱状态就更不用多说了。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斯密是古典经济学家中第一个将“阶级分析”转化为“经济主体分析”的经济学家。在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中，他划分了构成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并对这三大阶级的行为特征作了描述。与此同时，斯密还对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与“政府”这两大经济主体进行了考察。虽然，在斯密的笔下，“个人”和“政府”的主体功能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吻合，因为斯密所指的“个人”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即“经济人”，包括了对现代市场经济中“居民”与“企业”这两大主体的“经济人”特征，即无论“居民”还是“企业”，他们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源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应当说，斯密的这段著名论述，既是对“经济人”行为机制的高度概括，又是对“企业”与“居民”行为方式的总体描述，虽然这种描述还缺乏结构分类与逻辑分析。
       只有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个人动机”与行为的分析才落实到“居民”这个主体之上。在瓦尔拉斯的市场均衡分析体系中，供求双方已经分别由“厂商(企业)”和“个人(居民)”来承担：这时的“个人”既是代表需求方面的消费者，又表现为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供给方面的所有者，已经具备市场经济运行中“居民”这个行为主体的典型特征；而“厂商”既是消费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又是生产要素的需求方。由于“厂商”与“居民”各自担当的角色不同，他们的市场动机也不一样，“厂商”的市场动机是利润最大化，为此，他们选择有效的企业制度和高效的要素组合；而居民的市场动机是追求收入最大化，并因此而进行消费选择和要素贡献。“厂商”和“居民”之间的这种动机是通过市场供求机制为核心的价格波动与数量调整来实现的，“厂商”与“居民”之间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约束又相互激励的关系。由于他们之间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最终给定一系列经济变量的均衡值，从而构成市场主体与市场客体相互作用的一般均衡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厂商”与“居民”的主体特征越来越鲜明突出。
       再回到斯密对经济主体的考察上来。除了“个人”这个经济主体以外，斯密还考察了“政府”这个主体。但斯密并没有把“政府”当作市场经济的应有主体之一，他仅仅把“政府”当作经济运行过程一个外生的、异己的力量来看待，因此，政府只能具有“守夜人”的职能，从而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当然，斯密也注意到政府需要征税，因此，它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公平、确实、便利和经济的原则。但是，由于古典市场经济时期并没有多少公共工程与公共事业需要政府发挥作用，需要政府能够提供、并且为社会大部分人们受益的“公共品”也非常有限，更谈不上需要政府参与经济调节，因此，斯密并没有把政府看作可以对“厂商”或“居民”发挥影响作用的市场主体。这当然是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社会化大生产尚未展开的历史背景有关。
       真正把“政府”当作市场主体的首创者应是梅纳德·凯恩斯。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终于在20年代末演变成一场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生产下降、经济倒退的世界性大危机，从而宣告了古典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终结。为了挽救危机，各国政府或是诉诸于战争或者致力于公共工程，以提升有效需求，避免更大萧条。凯恩斯注意到了这一点，在30年代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就强调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拓展公共事业与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和市场需求。当然，凯恩斯对“政府”这个经济主体的推崇并不是停留在一般政策建议上，而是通过宏观经济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相结合的基础上来考察“政府”干预政策的出发点，这就使得凯恩斯理论体系具备了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成为一致的典范。譬如，凯恩斯分析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厂商”的边际资本收益率降低，再加之“居民”由于货币需求的交易、预防和投机动机，以至出现“流动性偏好陷阱”，以及工资刚性与价格粘性现象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自身无法使国民经济保持在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均衡，这就需要“政府”这个经济主体出现，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与投资，强化厂商和居民的有效需求行为，厂商把刺激居民的消费、投资、收入倾向与扩大的有效需求相结合，把居民与厂商同时置于“充分就业”这个目标框架中而加以政府调节，以提升整个经济
       的运行效率。凯恩斯的理论在二战时获得较大的影响，以至在凯恩斯之后，各国政府纷纷建立了政府干预的经济管理体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实施宏观调控，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运行趋于吻合，既促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又凸显了“政府”这个宏观经济的行为主体。
       “政府”主体确立之后，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形成了对应关系，宣告了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主体也形成了企业、居民、政府三足鼎立的格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三大主体的力量对比也不尽一致，其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表现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下面我们分别给予简要列举和论证。
       美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强大，居民主体意识明显，政府干预也很完整。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表现为一种“混合型”的资源配置方式，既注意发挥企业的经济活力，又注意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既注意改善企业的活动环境，又注意维护居民的切身利益。当然，美国经济由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能排除经济危机的发生。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在“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方面有所收获，但在经历越南战争和中东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逐渐失效，并且越来越严重地陷入“滞胀”泥沼中不可自拔。到了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策已经江河日下，日趋式微了。随后在80年代中期，美国里根政府改弦更张，奉行了“供应学派”的理论与政策，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实行鼓励企业投资和居民就业的各种财政与货币政策，包括降低税率、利率、汇率的各项政策，使企业主体和居民主体有了更加平等、宽松、高效的竞争环境，因此而突出了企业和居民行为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使得三大市场主体的行为机制更加协调。当然，即使如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经济运行模式仍然是一种“混合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回到凯恩斯之前的古典市场经济中去，所谓“回到斯密去”的口号当然也无法实现。
       同时必须指出，“混合经济”也并非只有美国一种模式。现代市场经济固然都把政府作为一个主体加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去，但在政府是否更多干预经济、如何干预经济这些根本问题上，不同国家又有不同的模式。譬如，日本的“官产民”体制更多地发挥政府主体的干预作用，国家不仅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从宏观层面调节市场经济，而且通过制订产业政策指导企业生产与居民消费；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则对政府、企业、居民的行为边界与行为机制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划定，把政府限定于“球场裁判”和“交通警察”的行为框架之内，并且对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和谐关系给予更多的协调，从而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朝着公平与效率的方向发展；北欧一些“福利国家”则更加强调政府与企业的市场目标要以居民的福祉为方向，社会福利最大化成为各个市场主体的共识，“以人为本”和“人的需要至上”的精神渗透到市场经济各个层面，居民的权益得到最大尊重和优先考虑，这是其它市场经济模式所没有的特点。
       总而言之，从古典市场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形成了相互独立又彼此互联、功能耦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三大主体之间的相互功能既不可相互替代，又有交叉重叠，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现实。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产生于欧洲，而是在北美，最典型莫过于美国，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而是说美国具有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清晰典型，资源配置的各种法律、制度、规则和政策可以有效地对市场主体发挥约束与激励作用，因而可以保障市场经济可以不断转换模式而且充满活力。下面，我们就以美国和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为例，说明居民主体的基本特征和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为居民这个要素贡献主体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根据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任何经济制度和组织都需要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问题，现代市场经济能够做得更好，是因为它遵循稀缺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优化配置的规律，对生产要素的形成、供给、经营、回报都具备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所以，能满足社会对产品与服务增长的需要。而在这一过程中，居民与企业及政府的相互合作和竞争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居民拥有并提供生产要素，企业经营并使用生产要素，政府通过财产权和各种权益的制度方面规范生产要素市场的秩序，就可以从微观经济层面上为现代市场经济构建一个高效合理的运行机制。首先，在美国和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实行了土地私有的政策，从而使居民提供土地这个生产要素成为可能。对于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土地私有既是历史传统又是现实需要，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居民可以将土地出售或出租给企业和政府部门，客观上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发展，居民财产中房地产的数量拥有也是十分可观的。其次，居民增加劳动要素的供给数量和改善劳动要素质量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所需要的。美国劳动人数在1988年为1.23378亿，约为总人口2.46329亿的一半，而在劳动力人口中，就业人口为1.16677亿，说明劳动要素随着经济发展而保持较高比重。并且，居民就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质量，也保持在高水平上，这一点在美国也有典型的表现，大部分的劳动者从事“全工”，占80％以上，其余为“半工”，每周劳动时间在40小时以上的劳动力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事实说明，居民为企业提供劳动要素，这不仅由于美国社会的劳动法规和劳动保障比较健全，而且还因为美国劳动阶层普遍具有的勤勉、自律、诚实的品格以及较好的教育素养，使得劳动数量与质量的贡献都是突出的。再次，居民对资本形成贡献巨大。资本可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前者指投资的人、财、物，即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或称有形资产)，后者是指商标、版权、特许经销权和各种知识产权。无疑，要对一国的资本总量加以统计是十分困难的，比较容易的计算是对实物资本的统计，即反映国民财富规模的资本存量的统计，也就是扣除折旧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各种固定资产总额，按此办法算出美国1988年可再生产的有形财富总额为2.2397万亿美元，其中私人总财富为14.412万亿美元，居民财产6.529万亿美元，超过公司的6.195万亿美元和政府的4.402万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居民所拥有的资产水平。除此之外，居民还拥有手持现金、公司股票、债券、银行储蓄、保险单据、现金凭证等金融资产，表现出居民主体可观的投资能力，对公司与政府资产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居民的年储蓄率是比较低的，这除了与高消费水平有直接关系外，还与美国居民的高投资率有关。以中产阶级为社会主流的美国居民习惯把收入的消费剩余用于不动产、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诸方面收益率较高的资本项目上投资，而不是把钱大部分作为银行储蓄。美国居民的这种直接投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突出，当然也就凸显了居民对资本市场的要素贡献了。
       最后，居民对管理要素的贡献。在20世纪美国经济的飞跃上升过程中，管理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它决定着如何把企业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美国企业在整个20世纪都保持着对管理要素的强烈需求，并不断推出等级管理体制、两权(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体制、决策权与行政权分离体制、股票与期权激励制度、信息型管理体制等，从而为白领阶层贡献管理才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且，美国公司对管理人员的薪酬也比较慷慨，高级管理人员如总经理、总裁、CEO的年薪动辄就是数百万美元甚至上千万美元，同时，还给公司股票和期权收入。这种诱人条件促使美国社会中工商管理人员的地位上升很快，各个大学都开设工商管理专业甚至设立商学院，提高管理才干和培养组织能力成为美国社会热门的话题，从而刺激了居民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管理要素的贡献，以获得相对应的企业利润。
       总之，居民主体地位在美国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中也获得长足的提升。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推崇理性“经济人”，个人的价值取向在这里受到极大的鼓励，个人财产权与劳动权力受到保护，乃至于个人选择与个人偏好都可以得到较好的满足。因此，居民经济能够在“三部门经济”格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现代市场经济中三大市场主体的规范分析
       现代市场经济有三部门经济之说，那是指企业、居民和政府这三大市场主体所形成的经济行为及所对应的经济变量；同时还有“两大市场”之说，即商品与服务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如果我们暂不计对外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经济这一部门，那么，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大市场主体将在两大市场之间形成三个方面的基本关系。
       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细分：主体角色与供求关系联结点
       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关系可以概括为：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言，它应包括居民向企业提供生产要素，企业向居民支付生产要素的报酬、经营生产要素并将产品与服务卖给居民，居民用要素收入购买商品与服务这四个方面。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后者不存在政府这个市场主体，而前者需要政府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于是，根据凯恩斯的三部门经济模型，企业、居民还与政府形成另两个基本经济联系。就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言，应包括企业向政府交纳税金和政府向企业购买商品与服务这两点；就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应该包括居民向政府交纳税金和政府向居民购买生产要素及转移支付这两点。下面，我们根据上述的三个方面关系并结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形，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突出了居民这个主体的作用。在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一般只被作为企业的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以及劳动要素的提供者，尽管这两方面的行为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财产权制度的逐渐完善，居民持有土地并且提供不动产作为生产要素成为普遍的行为；由于居民收入增加就可以在消费之外再投资股票和债券，居民直接投资的比重也就上升了；由于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终生学习的机会增多，居民对人力资本和管理要素贡献也就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提升了。不仅如此，居民与政府部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居民和政府打交道主要是纳税和获得转移支付这两方面。居民交税项目有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经济活动税、社会保险税等，政府获得税收后可以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财政支出项目向居民转移支付。这些联系表明居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居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经济纽带既是密切的，又是多方面的。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拓展和改善了企业与居民之间的联系。在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与企业的经济联系比较狭窄，居民不能提供完整的生产要素，而且要素提供与要素报酬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称、平等，特别是在完全竞争向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过渡时期，居民往往处于市场弱势，企业处于市场强势，以致二者之间并无规范合理的经济关系。而在20世纪中叶，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公司制度的成熟，企业与居民的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一方面，企业的有效运作越来越依赖于居民提供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与管理来源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效率和活力，特别是居民直接投资于公司股票与公司债券，可以为企业筹集更多的资本准备金；另一方面，企业又承担一系列的社会责任，必须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投资机会和社会福利的机会，生产者主权受到消费者主权的制约，企业主权益受到股东权益的约束，因而企业必须与居民结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互惠互利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行为更能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为政府提供了引导居民行为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行机制。在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充其量只是作为一个居民财产权的“守护人”，基于对整个经济活动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政府对于居民这个市场主体基本上是漠然处之，甚至还加以压制。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因袭守旧地站在企业后面，甚至当居民与企业发生利益冲突时也以维护企业利益为己任，而对居民权益放任不管，恰恰相反，政府必须作为一个最大的经济实体和经济仲裁者，从内外两方面给予居民主体一个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以引导居民经济规范而且积极地发展。具体说来有两方面，从外部环境来说，政府作为管理全社会经济的总代表，对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利益争执或协调给予全面的仲裁，包括对企业的管制、对不正当竞争给予干预并纠正、对垄断公司欺诈居民的行为给予制止，从而对居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加以扶持；另外，从内部环境来说，政府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又积极发挥其支配的大量经济资源干预市场经济，同样对居民主体的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起着促进作用。譬如，政府作为生产者，提供满足居民最大福利需要的公共品；政府作为投资者，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不论是公营还是私营都有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分配者，通过税赋和转移支付，使居民收入分配更为公平；政府还作为消费者，对企业生产的商品和劳务大量地采购，从而间接地促进了居民就业水平的提高和就业渠道的拓展；另外，政府还作为宏观经济调节者，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外贸政策致力于“充分就业”与“通货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这也将使居民主体受益匪浅。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凸显三大市场主体的作用，强化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改善它们之间相互合作与竞争的质量，这对于居民这个市场主体的权益与权能提升无疑是利好的。
       三、现代市场经济中三大主体的合作机制
       在讨论居民的要素贡献作用和三大市场主体相互关系之后，我们还应该深入了解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大主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相互合作与约束的基本运行机制，以便进一步弄清居民主体的功能作用，界定居民经济活动的边界。
       (一)国民经济的公共成分与私人成分的混合
       现代市场经济不能笼统地被看作是“私有经济”，而是“私中有公”、“公中有私”的经济成
       分的混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看出。体现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最核心部分是国民收入的创造与分配，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几个方面，特别有助于观察国民经济公共成份与私人成份的混合。这种混合不是简单地拼凑，而是“公”与“私”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居民将其持有的要素如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或技术投入市场，企业将其组织起来并通过生产过程产出产品与服务，供居民和政府部门消费，既是一个实物经济的流动过程，又是一个货币(金融)经济的流动过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有支出法和收入法两个部分，其中支出法的过程的“个人消费支出”、“国内私人投资”、“政府的商品劳务采购”和“商品劳务的净出口”项目。另外，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也可以看出公私经济的混合，“收入法”是将劳动、土地、资本、管理或技术要素的报酬相加而合成国民收入，因而有“雇员报酬”、“租金收入”、“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和“净利息”。这里必须注意的是，“雇员报酬”包含了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雇佣的居民劳动的报酬，不仅有工资和薪金，而且还有政府的福利、津贴及各种转移收人；“租金收入”包括了居民出租房屋、仓库或农场的收入，以及居民从专利权、版权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所得的收入；“业主收入”是指个体经营或合作经营的自我雇佣者的收入，其收入笼统包含了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公司利润”不仅指公司业主所得的利润，也包括居民投资者所获得的分配或未分配的收益；“净利息”则体现了企业利息收支的余额，这一项不包括居民与政府的利息收支，但还是包含了企业对居民利息支出因素在内。因此，从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和“收入法”两方面都可看出居民、企业、政府这三大市场主体的公私成分混合情形。
       同样，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五大总量指标也可以作出上述同样的判断。这五大总量指标是指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收入(PI)和个人可支配收入(DPI)，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国民生产总值=消费+总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GNP=C+I+G+(X－M)
       国民生产总值—折旧=国民生产净值：NNP=GNP－D
       国民生产净值—(间接税—津贴)=国民收入：NI=NNP—IT
       国民收入—公司利润一社会保险税+政府转移支付+政府利息支出=个人收入：PI=NI—CP—SIT+GTP+GII
       个人收入—个人纳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PI－PIT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消费+个人储蓄：PDI=C+S
       以上流程和指标说明，政府、企业、居民的收入与支出是相互衔接的，国民支出与收入系统中三大市场主体即公私两大经济成份相互交织或前后联接，由于这个混合机制的循环往复，才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运行。
       (二)资源配置的公共机制和私人机制的契合
       为了进一步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大市场主体的公私混合，我们还可以从三大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如何进行产业领域融合、市场界面衔接、行为规则互通诸方面说明他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资源配置的公共机制强调的是目标公共性、手段强制性和政策公正性方面，其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机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再对经济运行袖手旁观，特别是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深入人心，政府介入国民经济的程度在不断加深，资源配置的公共机制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相对而言，资源配置的私人机制强调的是目标的私利性、手段的竞争性和组织的排它性，其实施主体包括企业和居民这两个方面。当然，企业和居民这两大市场主体在决策机制、组织方式、行为路径方面有着根本的差异，但并不妨碍他们同时成为资源配置的私人机制方面，因为，作为企业的根本目标是利润获得最大化，而居民的根本目标是效用与满意最大化，在这一基本方面他们并无本质差别，即都是为了个别或个体的利益。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30年代大危机使古典市场经济被替代之后，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实施“新政”之后，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根本的改变，这就使得资源配置的私人机制有所收敛、有所提升，不再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惟一的资源配置机制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资源配置过程必须是、也只能是公共机制与私人机制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首先，两大机制在产业领域中的融合。政府提供公共品、企业与居民提供私人品，似乎是一目了然或截然分开的两部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在政府提供公共品的领域也有私人机制的渗入。譬如，气象服务、广播电视、邮件投递这些活动本来是政府垄断的领域，但却出现了私人公司的竞争，气象可以有偿服务、私人信息传媒公司到处都是，美国“联合包裹服务”(UPS)的业务量甚至超过政府的邮政业务；又比如，电力、自来水、电话、铁路都是自然垄断性很强的领域，但通过发电、输电、卖电环节的分开为私人机制铺平了道路，自来水、电话、铁路的私营化已经比比皆是了；还比如，医院、学校、图书馆、公园、水土与环境保护等都是面对社会公众的事业，但私有和私营程度却在逐年上升，这并不是道德或伦理选择就能阻止得了的趋势，因为在很多方面“私人”做得比政府要好，居民就选择了企业而不是政府来提供上述的产品与服务。另一方面，在“私人”提供“私人品”的领域也有公共机制的介入。譬如，当出现外部不经济明显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城市中的污染控制、噪音治理、环境保护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又比如，当出现风险预期和收益不确定性过高的时候，如高新技术行业在发展的前期，就需要政府介入；还比如，当某些产业的边际成本随规模扩大而递减，但不会趋于零，如城市基础设施和某些科技活动，从而导致边际成本定价这个效率原则失灵的时候，也需要政府的介入；还有，诸如保护文物古迹、取缔贩毒赌博、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国防工业等等，这些都属于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私人企业未必都有能力或肯努力去完成，因此，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次，两大机制在市场界面上的衔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必须十分注重微观组织架构的合理性和宏观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其目的都是为了整体经济的稳定性。为了克服古典市场经济的运行缺陷，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特别注意对微观市场主体的“纠偏”和“扶持”。即使是美国这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并非是“放开微观，管住宏观”，而是微观与宏观双管齐下，目的在于微观主体的行为必须与宏观政策取向相一致。美国政府的微观干预政策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制定法规，规范企业或居民的各种动机和行为，以保证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二是发布信息，包括各种经济预期和政策指导，促使企业和居民对经济走向做出正确判断或合理预期，降低它们的信息搜寻成本；三是促进就业，政府实施人力资本的各项政策，积极实施岗前、岗中和下岗后的教育与培训，并采取各种就业刺激的措施，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就
       业率；四是帮助融资，即通过储蓄存款保险制度、证券金融市场的监管与支持政策以及民间中小企业的抵押贷款促进办法，使居民的各种投资能够及时地转化为企业的资本金；五是培育分散风险的机制，政府鼓励甚至制定强制保险的政策，让居民和企业的各项活动都能减少风险损失；六是化解冲突，在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曾经引发经济受损严重，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注意化解工人和企业主的冲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冲突、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冲突、中小企业和垄断大公司的冲突，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局面。以上六个方面，粗略地概括了在市场界面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要点，政府着力干预的种种政策措施。既是公共机制的充分发挥，又是立足于私人机制的有的放矢举措，同样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所必需的。
       最后，两大机制在行为规则上的互通。必须注意，并不只是政府具有规则的权能和权力。企业和居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只不过后者拥有的公共资源难以与前者匹敌，它们所制定的规则在实施成效、影响方面都不及政府罢了。诚然，政府所制定的规则不仅公共性要强些，技术性也要高些，因而能取得更好的实效性。例如，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等都制定针对市场公平的法规；同时，民间行业协会如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也出台久负盛名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注册会计师协会制订的《审计标准公告》(SAS)也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这是因为，既是作为私人机构或民间组织，也必须具有充分的公正性和社会责任感，哪怕其利益取向是体现在个别行业中，仍然有可能把“公正性”作为一个形象设计以求获得更多的客户光顾，从而使该公司制定的规则体现了私人机制方面较高水平的公正性，这既是政府中各个公共职能部门对私人资源配置机制制衡约束的结果，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走向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社会化过程的必然趋向。
       (三)社会决策的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的结合
       现代市场经济除了在经济成份、运行机制方面是公私结合以外，其决策系统也显示了公私互相渗透、互相制衡的特征。
       从20世纪20年代大危机之后，现代市场经济中决策系统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从“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决策到“两只手并用”的双元系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进步的飞跃。在古典市场经济时代，单个“经济人”具有私域决策的理性，微观经济学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厂商行为和居民消费者行为的最优选择，依此选择就可以推动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典型的先例莫过于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他根据“利己”与“利他”相一致的原则而认为，千千万万只“看不见的手”将汇聚成一个社会经济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人”社会决策的理性。诚然，这里并不需要“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决策介入。然而，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这个如意推断，单个“经济人”的有机总和并不具有社会决策的理性结果。因此。政府决策力量的介入成为不可避免，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推行干预措施，诸如公共品供给、财政与货币政策、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政策等等将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等问题，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从而实现宏微观经济的双向决策对接并取得更好的决策成效，最终确立了公域与私域相结合的双元决策系统，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系统优化的显著进步。另一方面，从企业决策与政府决策这两大主导系统过渡到社会上多元决策为主导的系统，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成熟的标志。在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上个世纪初叶，要么听企业的，要么听政府的，居民则是一个弱势而且被动的主体，不能在决策系统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在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决策系统中，不仅随着居民的市场主体地位的提高，体现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方面的“消费者主权”、“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提升，从而为他们参与社会决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以他们为主体的各种民间组织在社会决策系统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些以居民为主体的民间组织主要特征为：以社会各方面杰出人士为骨干力量的各种民间协会、基金会，它们的经费来源于各种捐赠或资助，它们的任务是设立调查项目、提出发展战略、作出咨询建议，它们的目标是影响企业和政府的决策方向、过程，它们的献计献策更是范围广泛，从企业组织创新、科技领先战略、人口控制措施到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城市复兴计划、国际竞争战略，可谓应有尽有。同时，许多战略都影响了政府的战略对策，如上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的“振兴教育大国”、“信息高速公路”、“新经济”等口号都是出自这些智囊团。除此之外，美国的大学、科研机构、新闻广播电视机构也都存在颇有名望的决策咨询机构，但不能忘记，支持这些机构的背后力量往往是企业和政府部门，他们一般从企业和政府部门获得研究经费或津贴。当然，这些咨询机构也有其独立性，即在企业或政府划定的大方向下，“独立地”提出建议方案，才能获得企业或政府部门的重视。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企业和政府的决策不只是企业或政府自身的事情，社会上各种力量都对重大决策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企业和政府的作用是采纳、协调、整合这些不同的建议，从而做出更合理的决策抉择，这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系统多元化所推崇的更高决策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