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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大量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通过以日本为“中介”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就使得以日语“外来语”为主体的诸多“现代”观念直接成为了构建现代中国思想与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一现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成为了某种潜在的阻碍力量。
       关键词：现代化；外来语；反思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5—0075—05
       所谓“文化反哺”或者说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逆向输入”，主要指的是近代以来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单向输出形式而出现的以日本为“中介”大量输入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现象。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这一新的传输形式中文化主导者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昔日的“老师”转而成为了“学生”，而从前的“学生”则占据了“老师”的地位，这种现象在日本被称作是“逆输出”。自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上的“逆向输入”大致有过三次高潮：一是清末民初的留学日本热潮；二是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初期从日本转道而来的“唯物论”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三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于日本在经济、文化(包括文学)等领域的成功经验的强烈关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又一次东渡日本(留学或经商)的热潮。作为文化上有着相当的同质同构性的近邻，日本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中无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那么，经由日本而传人中国的诸多“现代”观念在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它们是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是成为了某种潜在阻碍力量。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逐步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本文的主要目的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顾及初步分析以期能将其引入更为深入的讨论。
       问题首先得从张之洞的《劝学篇》说起。晚清之际，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出于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影响以及重扬天朝国威的需要，清朝政府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汲取西方经验的问题，派员出国考察以及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也由此成了朝野上下备受关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张之洞撰写了他的《劝学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独特主张。张之洞所列举的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除了上述理由以外，张之洞还特意详述了直接留学西洋的种种弊端，“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员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光绪皇帝采纳了张之洞的主张并直接下谕称：“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章程，咨催各省迅即保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张之洞的《劝学篇》在当时影响甚大，它几乎成了中国以官方名义打开国门的正式宣言书，吴板桥和乌特波莱基及时将其翻译为英文从1898年11月起在《教务杂志》上连载，并于1900年更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纽约全文出版，在海内外又一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此，遣生留日就成为了清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国策，这一国策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民国初期官方或民间对于学生留学去向的最终选择。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应当始于1896年，由于受清政府驻日公使馆的招募，唐宝锷、胡宗瀛等13名中国青年随理事官员吕贤笙东渡日本，并直接人日本的中学就读。这种情形同此前在使馆内的东文学堂单纯学习语言的形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全面接受日本式的系统知识教育。此后，由政府公派、地方官费以及自费留学等不同形式的留学日本的活动开始逐步铺展开来。如果说西方的知识体系及文化理念借助于日本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这个时期陆续留日的学生则成为了其中当然的中介载体。尽管当时留学生派遣的去向不只是日本，但直接派往欧美的学生同留日学生无论在数量还是优惠条件等方面都无法相比。这其中，除了清政府对于留学日本活动的特别鼓励和充分信赖以外，日本政府对于接纳留日学生问题上的极其特殊的积极态度及其长远策略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这一活动趋向了高潮。1897至1898年任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曾在给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机密信函中写到：“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并详述其理由说，中国人留学日本，军事方面不只是模仿日本的兵制，在武器装备、军官制度甚至上层管理机构等方面都将彻底日本化，其他如工业、商业及经济贸易乃至政治文化形态等等也都将充分依赖于日本，“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骎骎于东亚大陆。故而无论从何方考虑，望我政府适应时机，接受清之留学生。”不过，西德二郎的回信倒并不全然赞同矢野文雄的这一想法，“由我帝国承担直至支办经费之留学生教育，是否有此必要，当属疑问之事。……乞注意对其请求勿表示过分热烈，使此事系不出于我之鼓动，任其自然成行为好。”
       有理由认为，作为当时敌对力量而存在的日本在广泛接纳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并非全然出于“友好”的目的。从官方及国家的基本利益着眼，作为邻国的日本也没有理由来帮助清朝帝国重新强大起来而再次把自己放回到“附庸”的从属地位上去。但当时几乎所有留学日本的学生却都是抱着师法日本以图国富民强的目的而东渡求学的，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设想与留学生自身的求学目的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错位。由此，“日本”在中国留学生眼里就成了既“可恨”又“可亲”的对象，民族屈辱、国家责任、求知冲动及文化亲和等等情感无不交织在一起，他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知识层面上的全盘接纳与照单收取了——在这一过程中间，留学生们是不太容易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接受的东西中是否已包含了日本改造的诸种成分的。另一方面，日本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大批涌入同样抱着一种既备感骄傲又隐隐不安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歧视一面有着自身历史中屈辱记忆的反弹，一面也有着尽力使留学生“日本化”的教育导向，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坦明地告诉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学习内容是早经日本转化过的东西，这也进一步使得留学生们在以日语方式显示出来的西方知识与西方知识的本源意义之间直接划上了等号。比如，汉字形态的“科学”即等于“Science”，“民主”即等于“democracy”，其他基本概念如艺术、文学、思想、机械、宇宙、文化、文明、绝对、伦理、美术、哲学、抽象、客观、主观、否定等等无不如此。而这类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现代术语，携带着其未必全然“现代”的蕴涵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汉语系统，并以此构筑起了汉语“言说”的现代话语体系。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
       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名词术语大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在传人中国以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人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的情形也极为悬殊。从梁启超的政治小说翻译开始，近代中日关系也进入了“黄金十年”时期，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而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学习西方由此也转而成为了学习日本。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严复的翻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跟借助于日译概念去展开思想，其间的差异应当是非常明显的。而最终所导致的近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许会出现一种完全异样的局面也未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对中国的这种“文化反哺”，大有反思的必要。中国的现代化如此艰难，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如此难以确立，或许多多少少与中国一开始就是以“日本化”的方式开始自己的现代化历程有关。某个或某些语词在形态上的变化不只是意味着其内涵和外延的转移，更意味着在这类语词的意义指涉的引导下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的取向、人们表述自身思想的方式乃至情感诉求的选择等等都可能发生潜在的转移。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如果“Aesthetics”一词不是按照日语的新词“美学”来翻译而直接被译为“感性学”(或“美术”)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丑学”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近乎常识的论争了。事实证明，那些“日本化”了的概念，尤其是那些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核心观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确实有着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
       强调概念、术语在引进过程中的负面效果应当不是某种危言耸听，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其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几乎都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社会巨变中基于翻译和引进所形成的一整套话语系统及其叙事策略上。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晚清被动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一些特别的理解和想象。由此产生的若干颇具中国特色的意识，至今还很牢固。其中一个，我称之为‘强国之梦’，在这个梦想中，社会整体——‘国家’的强大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其他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生态平衡，都可以先放弃。再一个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对它的简单化的认识基础上)的过分信赖，有人称之为‘空想市场主义’，它相信只要有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其他一切都不难获得。由此甚至衍生出这样的说法，为了保证经济上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可以先将其他的要求——例如民主——暂时推后。”“现代化不仅仅是个如何想象的问题，它还有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实践的方面。但是，如果从想象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后发达’社会如何理解‘现代化’，知识分子要负极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但提供基本的想象模式，同时还提供大量支持这想象的概念和理论，比如个人、国家、阶级、自由、民主、爱情、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新的概念和理论一旦通过教育之类的途径深入人心，那就会从根本上引导和改变人们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加固他们对‘现代化’的信念。”如果说清末民初30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文化人中间，确实形成了一整套以救世为宗旨、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深具乐观意味的思想话语，那么，由于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内外环境诸种因素的持续作用，这套话语则逐渐生长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传统的主干。而正是这种居于主干地位的强势话语对20世纪文学产生了强大的限制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一完整的话语系统并不是完全直接来源于日语“外来语”，但是现代中国人对于“现代化”本身的构想，以及用于形成这一整套构想的“现代话语”体系却首先是在日语“外来语”的基础之上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正是因为日语和汉语在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才使得中国人借助于日本学者所创制的这些全新的概念迅速打开了认识和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缺口，所以，在看待中日文化交流的“逆向输入”问题时，我们确实无法单纯地只是强调其负面的影响。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它使认同、接受一方面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地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另一方面又使认同、接受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作家们在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未能全面而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意义。晚清乃至1930年代，“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所以，应当从文化接受的不同心理、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日本学界自身的境况以及“自我”与“他者”的距离感的缺失等等方面作深入而具体的分析。
       晚清以降日语“外来语”的引入甚至不能只被单纯地看作是日语和汉语之间的某种互动，而应被看作是中、日、西三方语汇互动的结果。“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引入外来语，是汉语系统获得‘新名’的一大法门。”汉唐之际，西域语汇(如葡萄、琵琶、石榴之类)及佛教语汇(如世界、无常、观念、平等、相对等等)的引进就对汉语乃至汉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是19世纪末叶以降(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及90年代中日战争以后)的事情，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所以，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文字的传播与受容，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一般而言，总是那些更准确、更简明的语汇被人们所肯定，得以流传；反之则遭否定，被淘汰出局。日本作为中国摄取西方文化的走廊是有其限度的。日本自大正、昭和时代以下，翻译西洋术语的主要方式改为以假名音译，用汉字创新词意译西洋术语渐趋减少。而中国的汉语借词，其主潮仍倾向于抗拒音译，而乐于意译或半音译加半意译，这样，20世纪20—30年代以后，中国便主要直接从西洋翻译术语。此后，中日两国的现代新术语走上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共创、同享的汉译西洋术语，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曾经发挥过重要的文化功能，并将在中日两国长久地袭用下去。
       应当说，强调文化接受上的负面影响，或者肯定“日本化”的汉语语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切实地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现象的原因及其根由，以便在更深的层面上认识和反观中国本身的现代性特质。不过，一个很容易让人忽略的问题倒是，无论是日本学者对于西方术语的译介，还是中国人对于这类术语概念的积极接受，其中无不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潜在影响。文化因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任何一
       个人，无论其国籍是日本还是中国，在他努力地使自己步入“现代”的同时，“传统”的力量总是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束缚和限制着他的脚步，他对于全新范畴的感知和理解也总是会促使他首先从他已知的知识系统中去寻找答案和最为切近的言说形式，晚清时代的中国学者和明治前后的日本学者对于西方“新概念”的翻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经济学(econo－my)”一词，中国学者就曾音译为“爱康诺米”，因为音译无法明晓其义，才将其意译为“计学”、“平准学”、“生计学”、“资生学”、“理财学”、“财学”等等，而在日本，该词也曾经历了“治国之道”、“国宝学”、“理国宝之事”、“理财学”、“财学”、“治国之法”等等译语，最后被定为“经济”、“经济学”的。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学者们首先注意的是某一语汇同自身所处的现实生存境遇中某种现象(或事实)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语言实践自身有着一种自然的选择与淘汰功能(如“普罗列塔尼亚”、“绍介”、“运命”等语汇就已被逐步淘汰)。在大量“日式汉字术语”中，其意义指涉携带着的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的蕴涵，如艺术、文学、思想、机械、宇宙、文化、文明、绝对、伦理本就出自于汉语；而作用(action)、意识(conciouaneess)、平等(equality)、观念(idea)、未来(future)、过去(past)、现在(present)等等语词则主要是来自汉译佛典，这些语汇的“现代内涵”大都是其“传统意蕴”的衍生物。我们如果能稍稍回顾一下中国“五四”时期曾经盛行一时的“汉语拉丁化”运动中倡导者们的果决言论及其最终的流产，或者日本历次对于汉字使用的强行限制以及后来不再采用汉字而完全采用音译来处理西语术语的事实，我们对汉文化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潜制力量也许就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了。
       再从中国人对于日译“新概念”的接受来看，人们的接受也并非全然是毫无保留的。“科学(Science)”一语，中译初为“格致”，梁启超1896年著《变法通议》首用“科学”一词，1898年康有为《戊戌奏稿》中也采用“科学”一说，但至“五四”，多数报章仍袭用“赛因斯(思)”(或人格化地简称“赛先生”)的音译，或者“科学”与“赛因斯(思)”夹杂并用(“五四”时期的各式报刊文本中这类汉字音译、日译汉字及西语原词夹杂使用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非常普遍)。更令人不解的是，曾经大力倡导习东洋之学的张之洞在遭遇到来自日语的新名词时居然表示了极度的反感，在他所审阅的公文中，“凡奏疏公牍有用新名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如此情形更暴露了中国人在接受这类“现代语汇”(“现代意识”)之时的真正态度和某种隐在的心理。
       无论是反思还是肯定日译“外来术语”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对现代化本身都将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前提就是，所谓“现代化”，也许更意味着首先是对于自身民族“传统”及其真正的“现代转型”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