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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学术研究，还是那些学术价值高、社会意义大、现实意义强的课题才值得下大力气去做。当然，这样的课题往往难度大些。文学与道德就是比较难以探讨的学术点。什么样的文学是道德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与道德相左的?这类问题可谓是非常难辩的。但是，难辩亦辩。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著者们的学术勇气。
       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历来就十分复杂，对二者关系的阐述，又往往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长时间以来，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某些研究者仿佛对文学与道德的关系讳莫至深，更有甚者对道德与文学的关系，采取了极为简单粗暴武断无知的态度，认为二者势若冰炭水火，决不协调。但他们似乎忘记了那些著名哲人先贤的至理名言，柏拉图说：“一类文章却是可以给人教益的，而且以给人教益为目标的，其实就是把真善美的东西写到读者心灵里去，只有这类文章才可以达到清晰完美，也才值得写，值得读”。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梁启超认为，“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无论何时，总要积极提倡的。……但是若没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却会委靡堕落，变成社会上一种毒害。”因此，考辨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既可以由此探寻并进而解决久久萦绕于文艺批评家脑海中道德的文学与文学的道德的复杂关系，又可对当下的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与现实性的参考。卜召林等著的、基于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一书，洋洋45万字(新华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正是这样一部论著。
       文学发展与道德嬗变往往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从文学方面考察，有时文学理念的更新与道德观念的改变是一种互补共进的和谐关系，文学的发展对旧道德的理念、原则和道德体系会起到巨大的解构作用；同时，文学还可能会对新的道德理念、原则和道德体系的形成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当然，无庸讳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亦存在文学对某种落后道德理念或道德原则或道德体系的极力维护和对先进的道德理念或道德原则或道德体系进行嘲讽甚至诅咒的现象。从道德方面观之，特定的道德理念、道德原则与道德体系对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起着阻碍或促进作用。这样的状况，在整个人类文学发展史中屡见不鲜。20世纪是中国社会全方位获致整体现代性的世纪，在启蒙救亡、翻身解放、开放发展和建设小康的各个历史阶段，文学与道德亦处于复杂的态势。文学对新旧道德理念、道德原则和道德体系矛盾冲突异质对立进行了生动地展现，对新道德体系的形成和旧道德体系的解体可谓功莫大焉。因此，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双重意义。
       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最先觉醒的士大夫和民间知识分子，在道德思想和道德文化建设方面就面临着双重任务，即对旧道德的反思和对新道德的考察。在亡国灭种的历史峻急关头，中国拥有现代知识背景与学养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而不乏偏激的反思与批判，认为基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的道德一无是处，应当彻底抛弃。同时对新道德开展了自觉而略带盲目乐观主义色彩的建构，将基于西方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西方道德思想文化体系，视如神丹妙药，只要无限量输入，保证药到病除。同时亦有部分知识分子试图采取折中主义，寻求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如20世纪文学史中的梁启超、梁实秋等人和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革命道德与阶级伦理，开始逐步进入文学表现的畛域，如蒋光慈等人的小说中，即表现了这种趋势。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期，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弘扬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的文学作品日渐增多。表现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体道德意识和道德思想，成为这一特定时期道德建设的主要历史任务。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夏衍的戏剧《赛金花》、《法西斯细菌》、田间的诗歌《给战斗者》等作品，无不洋溢着或显或隐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解放区出现了大量的为配合新的政治任务实现的文学作品。如代表解放区土改小说成就和不足的两部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均具有鲜明的特定阶层的道德倾向性。建国后，文学的阶级属性被日益凸显和政治功能得到了强化。表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革命英雄主义、书写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高尚情操和无私奉献精神，特别是集体主义精神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德性的主要内涵。“文革”期间，文学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婢女，传统政治文化中伪善与奴性之德，沉滓泛起，在文学中不断被表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应运而生。尤其是前二者，实际上是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主义黄钟大吕的遥响。理性的复归，使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再次成为文学叙事的主题，从而表达了鲜明的个体主体道德观与宗教性的博爱主义道德观。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思想行为进行了道德化的评价，其中好坏参半。有的作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思想行为，秉持认同甚至赞赏的态度，认为之所以如此，有其历史合理性；有的作家则对市场经济以及国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思想行为，加以道德化的批判。世纪之交，“娱乐道德”左右着沿海发达都市市民的生活模式和价值准则，有些作家对此津津乐道，有些作家则心怀戚戚，在文学文本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可见，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决定了现代中国文学与道德的双重建构，只能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和紧张匆忙的情势之下。同样，20世纪中国文学中，文学化的道德与道德化的文学始终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有着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允许文学创作主体为了完成一定的社会和历史使命，可以采取或偏激或绝决的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察文学现代性与道德现代性二者之关系的研究文章，偶见报章期刊。这些文章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缺乏系统的论述与深入的考辨。同时，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研究被刻意简单化。20世纪文学文本中，丰富的道德建构元素被人为掩盖与有意遮蔽。因此，长期以来，对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言说，所获得的结论往往具有较大的片面性。时至今日，研究者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文化语境下，从容地进行学理性的探讨与辩难。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正是从理论探讨和文学文本两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做出了较为全面系统而细致深刻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学与道德关系研究的一些空白。
       首先，论著的创新之处在于从道德理性的角度入手，从20世纪中国文学丰富的叙事主题中寻绎出了文学与道德的复杂衍变关系的重要线索。如前所述，20世纪的文学与道德既有可能是矛盾冲突的对立关系，又可能是互补共进的和谐关系。新著的研究者力图从各个维度重新审视和解读20世纪文学中的道德元素和道德理念，还原呈现20世纪文学与道德的复杂状态。如书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杜亚泉等人新道德思想意识的重新挖掘，既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又具相当的现实意义。道德理性视角的引入，打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的新视野。
       其次，全书具有宏阔的视界和鲜明的逻辑层次。《20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全书以时间为经，以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为纬，既有明晰的时间线索，符合中国20世纪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又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论证细密深刻。全书分为四编，从思想史尤其是道德文化的角度切入对文学文本、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分别从文学化的道德本体论、文学化的个体主体道德论、文学化的群体主体道德论和文学化的类主体道德论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全书的结构层次，既具结构的整体性又具内在的逻辑性。
       再次，全书立论严谨，资料翔实。全书论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阶级思想、生命哲学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有深湛的道德理论深度，又有丰富而生动的史料。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深刻性，而且论证做到了持之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