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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联合首席执行官的保罗·埃文斯在《国际杂志》2006年春季号发表了《加拿大对全球化中国的回应》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发展向全球化的延伸，对加拿大及全球带来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这一观点与美国主流观点有一定的反差。因此如何在中加、中美和加美关系的协调与平衡中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成为中加关系能否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所主要面对的问题。现将该文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自从1970年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建交以来，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中国一直是其外交的重点。目前两国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加拿大在对外关系方面受到中国挑战的同时，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也受到中国的影响。
       一、全球化的中国
       “全球化的中国”既是快速全球化时代的结果，又是其受益者。它不仅打开了自己的国门，而且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竞相复制或效仿的模式。如果说日本曾经引领了东亚的腾飞，那么，中国则正在激起一场从亚洲扩展到全世界范围的新兴市场的崛起运动。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一部分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由于形成了一套有自己优势的生产体系，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个生产体系包括：低工资和高端技术相结合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激烈的国内竞争环境、踏实可靠且可塑性强的产业劳动力、大量的外来资金和技术以及一个十亿人的国内消费群体等等。中国很好地把握住了经济转型的规模和内在规律，这与一个世纪前美国工业的崛起有历史性的相似之处。与其经济地位平衡发展的是，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处理大量问题时，已经变得更加自信、老练、机敏，而且更多地具有建设性。
       中国正在重构世界事务的变革过程中作出贡献，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消费者所作决定的巨大影响力已经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加拿大也同样受到中国的影响。
       二、加拿大的反应
       中国的新变化，正如它在其他地方所引起的反应一样，也激发了加拿大人多方面的情感，其中包含着钦佩与敬畏、渴望与不安。2005年4月的伊雷（IpsosReid）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有约40%的加拿大人认为中国“不久将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但大约有60%的加拿大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到世界和平。45%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关注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水平，有51%的人认为加拿大的就业状况受到中国的影响，而61%的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视为一个机遇，68%的人认为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有助于减少加拿大在贸易方面对美国的依赖。2004年5月，由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仅仅24%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机遇。2005年7月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的佩尤（Pew）民意调查表明，有58%的加拿大人对中国的崛起持乐观的态度，这与对美国比较看好的人（59％）基本持平，但与对法国持积极态度的人（78％）相比要少。
       加拿大现在逐渐了解到由中国带来的挑战远比短期的贸易和投资问题要重大得多。加拿大的制造商卷入了一种钳形攻势中：一方面要面对可怕的“中国价格”，另一方面要应对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而使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成本的增加，加拿大丧失了很多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为了挽救这种局势，加拿大制造商在从中国供应链的创新中获利并与中国制造商合作的同时，还必须与之展开竞争。
       加拿大各行业正在努力制定策略，以便从全球化的中国所提供的机遇中获益，或者保护它们自己免受中国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当前的《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中国特刊为代表，加拿大媒体正在纷纷讲述与中国有关的故事，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办事处，加拿大的教育机构正在争先恐后地招收更多的中国学生（现在估计在加中国学生的人数已达55万人），并且开展了加拿大和中国高校合作的新项目。
       三、加拿大的对策
       加拿大目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战略来应对全球化的中国，虽然克雷蒂安和马丁政府在制定这个战略方面已有所进展。
       马丁政府国际关系方面的政策声明指出中国“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体”，而且“将处在对加拿大和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地区和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位置”。这一声明准确地观察到中国的兴起将对加拿大的制造业产生新的压力，将会降低消费品的价格，提高包括石油在内的产品的价格。这一声明承诺，到2010年要把双边经济交往的规模再扩大一倍；并且认为实现加拿大的全球目标，包括“责任议程”、缔造新的多边主义、通过在双边关系方面的努力加入远东价值链的同时又成为北美洲供应链条上的一部分，均将依赖于加拿大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更深和更好的关系。
       在外交方面，克雷蒂安和马丁政府遵循了皮埃尔·特鲁多所开创的通过高层互访和接触的方式建立联系的途径，即经常性地相互派遣和接受资深政治家和行政官员访问。在“加拿大团队”必须增加对华贸易的观念风行以后，加拿大驻华使馆的规模就急剧扩大了，至少在六个中国城市新建了办事处，而且在包括能源、多边政策和外国投资等许多问题方面成立了政府间的战略性工作小组。围绕着中国游客希望游览加拿大和扩充航线的“合理目标”等问题，双边谈判在继续进行。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出人意料地宣布了加中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把双方的官方交往又提高了一个等级。具体内容包括在交通、食品安全、健康科学和核能方面加深合作的七个新协议与在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的联合声明。
       从某些方面来看，加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加拿大和中国三十多年来不断升温和改善的双边关系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只不过这一双边关系已经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性的和实际性的意义。渥太华不仅表明了进一步加深商贸关系的兴趣，而且表达了在商业基础上向中国投资者开放加拿大能源市场的愿望。
       2005年10月，加拿大自由党搁置了C68号“太平洋门户战略”议案。该议案在政府11月任期届满之前，一直没有被通过。这表明了自由党的思维动向。联邦的计划建立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向前推进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基础之上，除了向另外一项基础设施改造项目（该项目将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港口与横跨加拿大的北美大陆交通体系连接在一起）提供59亿加元以外，还打算向有可能加深加拿大与亚洲联系的创新、旅游、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其他活动项目提供资金。迅猛发展的加中贸易和西海岸生产力的不足推动了该战略的形成。这一战略植根于如下认识，即中国是更具有整体性的亚洲经济的一部分，而加拿大联邦和各省的目标是不仅与亚洲开展更多的贸易，而且要在更深的程度上加强加拿大与亚洲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自由党政府开启与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决定就是这一发展加拿大与亚洲更深厚关系的途径的一部分。而且它反映了一种观点，即由韩国、在更广阔的领域还有中国所发起的竞争性的挑战，加拿大将不会通过建立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来应对，而是通过重建加拿大的国内工业，使其与亚洲工业进一步一体化来解决。同样的观点也支撑着加拿大努力与日本一起建立起全面的经济合作框架的决定。
       四、走向一个中国战略
       以上举措在扩展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及跨越太平洋的双边关系方面写下了新的一章。尽管如此，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全面的战略。这部分是因为在政策高度上，亚洲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被低估了。重新思考中国必须重新思考与整个亚洲的关系，这一点渥太华并没有加以重视。
       从更为基本的方面说，这是因为这些举动并没有与北美大陆内部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加拿大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联系起来。在加拿大东部地区的政策争论中，人们可以进行连续多天的讨论，却不涉及任何关于中国或亚洲的实质性见解。鼓吹与亚洲加深关系的人很少会遭遇到由于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或者建立北美大陆一体化的热望所带来的限制。中国饺子和苹果派能出现在同一张菜单上吗？
       
       不管贸易多样化有多少优点，把中国视作美国市场的替代者都是不现实的。设想加拿大和中国的价值观在任何重要的方面都可能达成共识，也是同样不现实的。类似“战略伙伴关系”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国家能够建立起牢固的联盟关系和深层的一体化，就像加拿大与美国以及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所享有的关系那样。而且出于历史和价值观的原因，在中加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是存在着限制的。
       但是，如果认为两国间商业和政治关系不会受到（或者事实上可以隔绝于）加拿大与全球化中国之间的互动的影响，那也是同样危险的。美国的市场和跨越边界的交通是我们在地理上的自然条件带来的。但是商品和服务的内容、产品的生产方式、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以及这些对于加拿大人的意义，都将不断受到中国和亚洲的影响。加拿大如果将中国和北美放在一起思考，必须至少从三个维度入手。
       一是中国的出口、供应链的一体化、外部采购和双向投资所带来的竞争性挑战。这些对于加拿大出口加工工业的负面影响已经很严峻了。北美的竞争力依赖于推动制造业的进步，而不是提供能够胜过中国的替代性的生产基地。这一挑战是针对产业结构的，因而高附加值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北美，而与中国的联系是北美、亚洲和全球终端市场的生产平台的一部分。这些新的现实情况的内在意义在自动化方面最具有冲击力，在这些领域，当装配商倾向于支持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的时候，一些零部件生产商则正在将生产转移到中国。
       事实上，竞争的压力在制造业的每一个部门都反复呈现，包括纺织、家具和机械部门。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净进口国，但在某些特定产品方面它正在变成一个拥有高度竞争力的出口国，例如苹果。相反地，中国对包括矿物和木材在内的能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需求使它对外国的产品敞开了巨大的出口市场大门，这也使加拿大相关产品的价格得到了提高。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种大洲层面的方案，北美洲或者可以被设想成为具有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平台，或者作为替代性选择，成为一个被隔绝或被保护的地区，来避免同亚洲的竞争。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能不得不变得更强大，或者也可能在跨太平洋的贸易和投资浪潮中，当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扩大与亚洲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时，成为局外人。
       二是在能源领域，我们对北美能源市场一体化的热切希望同中国和亚洲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承诺向中国扩展能源市场是中国与加拿大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一部分。这与美国一些人士的观点相冲突，这种观点认为加拿大的能源是北美洲的战略性资源，是北美内部一体化方案的组成部分。
       第三个维度存在于交通基础设施、港口和边界安全方面。随着跨越太平洋的商品流、服务流和人员流动规模的增加，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公共设施和资源方面的压力将会增大。对于太平洋门户基础设施的投资，其目标是为加拿大与中国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敞开大门。如果加拿大和美国继续维持单独的公共设施体系，那么在商品检验服务方面进一步一体化，甚至建立共同的安全防线，在协调签证、难民申请和集装箱安全等方面的法规程序的压力将实质性地增大。
       五、中美关系
       如果加拿大和美国采取同样或者至少近似的方法来对待中国，那么，把北美大陆内的目标和跨越太平洋的目标连接起来的愿望将变得更容易实现。美国和加拿大过去很少如此，现在也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也不会如此。加拿大的政策是在渥太华制定的，但实际上却受到美国的政策和态度的巨大影响。
       中加关系的最大风险将是中美关系的恶化。这里面的原因值得关注。一般来说，与美国相比较，加拿大从事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精英们倾向于对中国持更温和的观点。在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与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公司”（GlobeScan）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关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49%的加拿大人持大体上积极的观点，而只有39%的美国人这样认为；53%的加拿大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积极影响的，与之相对照，只有46%的美国人给出这样的答案。
       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反映了两国与中国之间双边关系模式的不同。在当前时期，这也反映了两国在国内政策和对外策略方面不同的动态。反对加拿大加深与中国联系的人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权、宗教自由和台湾问题上。
       在美国对于同类问题有着同样的关切。所不同的是，这些声音与另外两个群体相关联，其中一个群体专注于保护美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繁荣免受中国的不合理竞争和劳动方式的伤害，另外一个群体担忧中国崛起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者，威胁到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主导地位。国会中限制中国的联合性政治活动的能量，在2005年春天阻挠优尼科公司出售给中石油公司的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在加拿大存在着一种广泛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对于中国人民、亚洲邻国和世界总体上是积极的；中国将进一步成长为负责任的国际角色和多边角色，尽管加拿大和中国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合作有益，而遏制是难以持久的，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把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中心和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是有可能的；在以亚洲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的发展中，中国的角色很可能对加拿大和世界秩序有益而并无威胁。
       尽管美中关系已变得更加成熟、复杂和相互依赖，相当数量的美国人仍然不能接受加拿大人的这些观点。
       与美国不同，除了人权和台湾问题，对中国开放在加拿大很少引发严重的政治争论。但是有迹象显示，在加拿大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或者担忧、或者反对更深层次的经济开放。近来向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提交的与从中国进口自行车和轻便烤炉有关的诉讼导致了以下决定：尽管没有发现中国有任何不正当行为，但仍然对中国的出口加以市场限制，以便于加拿大的公司适应新的竞争形势。加拿大的制造商们正在提起这一类诉讼，他们反对目前正在谈判中的加拿大和韩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他们担心来自韩国的竞争，还因为他们同样担心中国在汽车部件和其他产业方面渗透力的不断增强。
       加拿大要想阻止兴起于美国的贸易保护浪潮将是困难的。面对2005年2500亿美元的加中双边贸易赤字，由于对人民币币值的抱怨和对中国不公平劳动方式的批评，现在大约有20个反华议案出现在国会上。一旦美国实行新关税、新配额或者反补贴与反倾销的政策，将使加拿大关于太平洋门户的梦想更加渺茫，还可能加强加拿大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力量。
       到目前为止，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接纳派（“拥抱熊猫者”）、遏制派（“屠龙者”）和骑墙派（“保护熊猫者”）的角色区分是有意义的，遏制的做法在美国比在加拿大更流行。由此导致的美国对中国的模棱两可态度，体现在“控合”思想（一方面进行控制，一方面进行合作）中，这导致了一种限制中加关系发展的易变性，对于那些拥护进一步加深北美大陆一体化的人更是如此。
       六、哈珀政府面临的问题
       外交政策，更不用说对华政策，并不仅仅是竞选期间争论的主题。在上届议会期间，保守党的反对派对马丁政府处理中国问题的政策框架进行了温和的批评，这些批评常常集中于对人权问题提供更大的支持，以及支持以议员个人名义提出议案——通过制定“台湾事务法”来提供一个法律框架，给台湾创造一种新的法律地位。
       大卫·爱默生政治立场的转变以及被任命为国际贸易部长来负责包括太平洋门户的专门事务，预示着哈珀政府在对待中国和亚洲方面策略的延续性大于变更性。在2006年4月的会议中，太平洋门户策略被确认为保守党优先考虑的事务，虽然资金稍显不足，而且局限于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方面。
       
       政府在一些问题的细微之处与解决方法方面的处理上可能有一些不同之处，这里有六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如果把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放在新的首要地位，一些问题就可能要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在这些问题中，中国对加拿大能源领域的投资与加拿大参加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过去加拿大与中国互相持反对态度的两个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担心这种对立将导致外层空间武器化。
       第二，在能源领域以及其他方面，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输出正在增长，而且将会大幅激增。2004年中国在加拿大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2亿美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又增加了13亿。中国在加拿大的投资总额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接近3%。这一结论的关键不在于现在中国对加拿大的投资水平如此之低，而是体现在如果受到鼓励的话，中国的对加投资存在着快速剧增的潜力。中国的投资者对加拿大的自然资源正表现出兴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油砂、能源和采矿方面的多样化的投资。当爱默生任职工业大臣的时候，他对于国有的中国公司收购加拿大的资源类企业感到不安，曾建议在外国投资审查规则中加入关注“国家安全”的内容。当信息与通讯技术（ICT）和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以最近的北电—华为［NortelHuawei］合资企业作为重要代表）进入加拿大的时候，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这些与加中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致的，但可能并不总是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第三，加拿大对于亚洲新的多边组织的出现表现得相当乐观，包括东盟加三国模式和东亚峰会机制（这些组织都把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到目前为止，当加拿大偶尔加入某些联合行动，包括《防扩散安全倡议》的时候，一般倾向于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多边进程，而不是双边的或结盟的方式。承诺与美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对加拿大的制度建构形式带来某些变化，正如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已经发生的那样。而这可能会使加拿大对于在北美之外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第四，来自中国的竞争性挑战可能会有助于调整我们对于北美未来的思考，包括安全和发展方面的议程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原有的制度基础要么被继续巩固加强，要么被抛弃，但这都说明肯定会被重新审视。
       第五，对于有关人类的和全球的安全事务，哈珀政府难以确定应对的方法。对于加拿大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持赞成态度的占上风，但这可能是基于对国家安全的传统关切和反对恐怖主义，而并非基于自由党关于营造和平及保护责任的动议。
       要解决亚洲和非洲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差不多每一项危机，都有必要借助中国政府的帮助。
       第六，在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方面，过去的加拿大政府十分强调人权问题，虽然并不因此损害两国间以外交和商业协定为主要特点的高层接触。包括乔·克拉克和布雷恩·穆罗尼政府在内，没有一届加拿大政府曾经强调过民主和民主化。
       在加拿大政府未来岁月的思索过程中，如果没有澳大利亚的协助，将是不可思议的。澳大利亚顾问就支援了哈珀的选举团队。在追求与华盛顿更加友好的关系(包括谈判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霍华德政府也加深了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商业关系，这些成就是很有吸引力的。加拿大民意是否会许可澳大利亚这一“初级伙伴”的走近还很难确定。
       七、重塑加拿大？
       如果把对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回应限定在外交政策方面，那么中国的挑战就不会如此令人注意，中国的变化对我们的思想领域的影响也会次要得多。在2005年9月胡锦涛访问加拿大期间，加拿大总理要求他所有的内阁部长拿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实际步骤，以便与中国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一所谓“政府整体”的做法是相当不寻常的。
       从社会层面上看，新的口号是每一个制造商和每一所大学都需要一个中国战略。其内在含义对于农业生产、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劳动力的调整来说，同样引人注目。总而言之，这预示着加拿大社会结构方面的潜在变化，至少在就业、培训、养老金和就业机会领域是这样的。
       一个充满活力的亚洲的兴起已经对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影响。在加拿大西部，近来以较高的增长率体现出来的繁荣，部分是由于亚洲进口自然资源的驱动和因亚洲需求而刺激起来的商品价格的增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艾伯塔省与亚洲进行商品贸易的价值量几乎和加拿大其余地区的贸易价值总量一样多。跨越太平洋的集装箱物流对加拿大西部地区意味着工作和机会，而在一定意义上这同一个过程对加拿大中部地区而言，意味着工作的流失。实际上，在安大略和魁北克的制造业中心，这种调整的代价就更大了。
       一大批中国怀疑论者觉得中国将无法支撑其发展速度，而中国面临的大量国内外问题将减慢或逆转其全球地位的上升。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把加拿大的内外政策建立在中国的影响力将衰落的预言上，可能是非常困难的。
       [胡虹霞、崔存明：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周守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