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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平真珠（Shinju Fujihira）执教于哈佛大学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日中关系是其研究领域之一。本文从安全、经济和历史问题三个角度对日中关系进行了分析，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此问题提供了补充性的材料。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于日本很多公众来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困扰。本文旨在弄清这种困扰，并研究日本目前关于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在整个世界政治中影响力、财富和地位上升的现状而实施的各种策略间的争论。文章把各种相关的双边问题分成三类——安全、经济和“历史问题”。
       安全
       在过去几年里，日本政府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实力以及对中国军事事务缺乏透明度的关注越来越直言不讳。日本2000年度《防卫白皮书》声称：“中国近来在核能、海军、空军方面的现代化，以及它的海上的军事行动…值得持续的关注。”《2005（财政）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强调：“…在本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中国，不但正在使它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而且正在使它的核武器和导弹更加现代化，该国还正在海上扩大其军事行动范围。我们不得不继续关注其未来进程。”关于日本对于中国军事事务缺乏透明度的关注问题，2004年度《防卫白皮书》表述得很清楚：“问题在于中国对于其军队在具体装备情况、装备进度、部队编制及训练情况、国防预算等方面的具体信息实施了保密。”2005年度《防卫白皮书》指出，应当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目标是否会超越正当防卫所需要的限度。
       台湾仍是使中国和日美安保体制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美国的“战略模糊”策略强调它的兴趣在于在不明确承诺支持台湾与中国对抗的前提下，寻求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另外一个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模糊点是：如果美国卷入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日本自卫队的有效性与水平如何。这个模糊点早已存在，因为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第六条提到：“为了捍卫日本的安全和保持远东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被允许使用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这种表述宣称美国可以在亚洲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在日本的基地，但是对于日本自卫队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包括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中的角色却只字未提。冷战时期对于日本在台湾海峡的安全利益，1969年11月尼克松总统和佐藤荣作首相的《联合声明》做了最明确的表述，该声明的第4部分指出：“首相说保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也是重要的。”但是在关于日本自卫队参与台湾海峡事务的问题上，这个声明还是缺乏细节规定。
       20世纪90年代，日美通过对安全利益作出“事态性的”而非地理上的定义，来表述日本自卫队在台湾海峡军事突发事件中的角色。就日本政府而言，这个“事态性的”定义避免了以地理名称来命名，在增强了日本与美国的安全联系的同时，也有利于日本在日中关系中实现把台湾问题非政治化的关键的外交目标。因此，“台湾”一词在增强双边安全合作的关键的两个文件——1996年4月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克林顿—桥本宣言）和1997年9月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方针》——中都没有出现过。新方针指出：“日本周边地区的事态将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周边地区’这一概念，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事态性的。”新方针也强调说：“日本会在宪法限定的范围之内采取一切行动。”这表示日本自卫队对美国军队的后方支援在性质上将是防御性的，且可以在非战区实施。
       2005年2月达成的美日安保咨商委员会的联合声明更明确地强调了日本在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上的战略义务。联合声明指出联盟的共同战略目标包括“鼓励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有关台湾海峡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在20世纪90年代被故意排除在有关文件之外的“台湾”一词，现在却被用来描述日美安保体制的安全利益，这是一个新颖之处。但在就日本自卫队参与台湾海峡战略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上，联合声明中的表述并不新鲜。
       日本政府同意联合声明中关于和平与稳定的表述，大概是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紧密结盟带来的战略和外交利益要比引起中国的敌对情绪更重要。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已经完全认识到了中国的批评，即日美安保体制日益被用来制衡中国。但是与美国更紧密结盟的策略也会给日本带来代价——这不只是北京在外交上的抗议。一旦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接受了日本的后方支援，其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将会成为中国的攻击目标。然而，现在日本政府看起来好像把这个决议看作是伴随着巩固美日联盟所带来的外交及战略利益的适当的冒险。
       那么，如果美国参与台湾海峡军事突发事件，日本自卫队会做些什么？考虑到日本自卫队在日美安保体制这一区域性背景下的诸多问题，答案看起来是“这得看情况”。更确切来说，日本对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将取决于是哪一方——中国还是台湾和/或美国——将被认为是扰乱了台湾海峡的现状。迈克尔·格林在2001年指出，对日本而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将是“梦魇般的情境”，并且就日本参与台湾海峡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
       “最终，日本的反应将会取决于战争的正义性。一个由扩张中的美国支持的台独而导致的中国单方挑衅……很可能让日本努力去限制美国，并且会使日本在紧急情况下的支援问题陷入悬而未决的状态。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无缘无故地对台湾使用武力，东京更可能去支持强大美国的反应，它更倾向于外交而非军事上的支持。”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梦魇般的情境”将会毫无疑问地在日本国内引起一场大的政治争论：日本在台湾海峡问题上应当选择美国还是中国？这将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因为日本会被问到它是选择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一个自冷战时期就开始的需要坚固合作的盟国，还是选择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邻国，一个日本无法承担与它发生战争的邻国？
       除台湾问题外，对于中国海军在日本周围海域以及日本领海的活动——目的可能是为海军的军事行动搜集海上数据——日本政府也越来越警觉。2002年度《防卫白皮书》报道，被日本海上自卫队察觉到的在日本领海附近的中国军舰数目在1999年达到27艘，2000年15艘，2001年8艘。
       中国潜艇技术之先进也给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指出中国的潜艇在过去20年的进程里，变得更加安静，如果他们想通过声音来侦测到舰艇在日本领海之内或周边的活动，将面临更大困难。中国海军船只提高了技术，它们在日本海域周围的活动将继续成为日本国防官员的重要关注点。
       经济
       日本经济和中国的联系日益更多地依赖市场因素，例如贸易和投资，更少地依赖于公共政策，最有名的如政府开发援助。市场的支配角色反映出了日本经济团体的热情，它们把中国看成一个对于日本经济增长而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生产平台和巨大的出口市场。中国现在在日本贸易中占据的地位比它们自1972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所占的份额都要大。以双边进出口的增加计算，2004年和200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在2005年达到249万亿人民币。日本在过去几年里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出口，包括向中国的出口。但同时，2004年时日本不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日本自1993年以来连续11年保持的地位——而在欧盟和美国之后居于第三。中国在日本贸易中的重要性上升，而日本在中国贸易中的重要性在下降，从长远看这个趋势是否会持续不得而知。但也许这是一个前兆，日本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国，而中国将会继续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使自己的贸易伙伴多样化，包括欧洲、美洲和亚洲。
       
       就日本直接对华投资而言，2005年时投向中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同年日本的对华投资却创下了60亿美元的新高。公司和行业层次上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日本在中国投资多样性的增加和技术的复杂性。在汽车领域，尼桑已经在上海、广州与东风汽车公司建立了研发中心，丰田正准备今年和它的合作伙伴中国一汽集团公司建立研发公司。这些发展是对2004年中国政府制定的汽车发展政策作出的反应，这一政策对那些在中国境内投资于研发的外资公司实行免税。在金融领域，地方和地区银行——比如京都银行和北海道银行都正紧随日本大银行之后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为的是向那些现在在中国投资的本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而三菱信托有限公司现正帮助在中国建立公司养老金体系。在中国的日本投资太多，它们表明在这两个国家由于没有大的经济危机，日本对华投资很可能会持续并且双边经济依赖关系会深化。
       与已经将日中关系拉得更近的市场力量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的作用日益下降。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大约在2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是促进与中国联系的最重要工具。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很重要的。根据估计，投入工程建设中的日元贷款比例占到中国中央政府基础建设支出的20%。日本外务省估计，大约中国电气化铁路扩建的35%，建立于各港口的超过1万吨的大型泊位的13%，以及污水处理设施的35%的工程资金，都来自日元贷款。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日本的经济停滞和日益增加的政府债务，加之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导致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要改革和减少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改革是在外务省的领导下进行的，外务省设立了一个顾问组，名为“21世纪对华经济合作讨论小组”。这个小组在2001年公布了《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回顾》，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改变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程序和重点的措施主要有两个。第一，自2001年起，对华援助按年进行谈判和支付，而不是如以前一样按多年总数一次付清，这在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国家和地区中是独一无二的。按多年总数支付的方法使得日本不易评估单个工程的功效，会导致预算中的“漫不经心的账目”，也会使得中国倾向于把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看成“法定的权利”。第二，外务省的“回顾”使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的重点从扶持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了那些与环境、公正和“软件”有关的基础设施。“回顾”声明：
       “传统上集中于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将会更多地强调如下领域：环境保护和生态体系，在中国存在的严重污染和退化问题，内地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社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建设和技术转让等等。”
       转向中国的环境问题（例如酸雨和沙漠化）、能源需求、传染病（HIV/ AIDS病人）、缓解贫困、强化市场机制（包括法制体系）可能会改变日本将来提供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地理范围和作用范围。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发展证明了“回顾”的影响之深远，也证明了官方对华支援重要性的降低。2005年3月，日本政府宣布了其到2008年就终止对华日元贷款的意向。毫不夸张地说，选择2008年，是由于北京奥运会年将是可能展示中国经济成就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的一年。自从2000年日元贷款达到顶峰的2144亿日元之后，对华日元贷款逐年下降，2001年下降了247%，2002年下降248%，2003年下降202%，2004年又下降10%，只有80亿日元。尽管赠与成分仍旧保留，但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数量和总体上的外交意义在最后五年里明显下降。
       市场在日本对华经济联系的突出作用也因最近的两起经济和能源纠纷复杂化了——这表明了双边谈判的前途和局限。2001年的贸易摩擦相当有名。当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临时保护措施，以限制日益增加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大葱、鲜香菇和蔺草席进口。6月，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对三种日本制造的出口产品（汽车、手机、空调）征收100%的关税。日本的措施反映出在即将到来的上院选举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自民党的政治运作手法与贸易及投资之间的强大关系。中国出口的突然剧增是由日本的贸易公司、批发商和农场主所导致的，这些人与中国农场合作，从事“发展进口”，目标直接针对日本市场。因此，这种贸易摩擦反映了日本农业综合企业之间的政治冲突——那些走向世界（更确切说是中国）的企业和那些留在国内的通过有力游说政府获得保护的企业之间的冲突。从政治意义上讲，选择这三种保护商品看起来是暴露了在七月上议院选举前自民党施加于农林水产省的政治压力。日本“发展进口”的出现和其短期政治逻辑表明这种纠纷根本不会损坏两国全面的经济和外交关系。12月底，日中双方政府同意彼此都对保护性条款作出让步以解决这一纠纷。
       2001年的贸易摩擦证明了双边纠纷解决方案的前途，但关于东中国海的天然气和石油储量的多轮谈判给日本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日中各自的关于在东中国海的专属经济区的定义发生了冲突，在这些区域它们将有权开发自己的能源资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把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范围定义在自该国海岸起200海里的范围内。在东中国海，争议的专属经济区是距日中各自海岸线200海里的重叠部分。日本政府主张应当有一条“日中中线”，在中线周围日本和中国可以合作开发能源资源。而中国政府坚持中国的专属经济区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因此范围将会超出日本政府提出的“日中中线”，并且延伸到冲绳岛附近海域。2003年8月，争议有了新转折，中海油开始在“日中中线”周围开发天然气田。这个单边行动惊动了日本方面，但始于2004年10月的双边谈判仍旧没能达成一致意见。继续进行的双边谈判需要继续审慎进行，因为两个国家对于东中国海的能源资源的关注度要远远高于对2001年贸易纠纷的关注。
       历史问题
       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仍旧需要在如何解决其“历史问题”上达成一个政治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问题已经使双边关系严重恶化。就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时达到顶点的在亚洲地区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遗产这一问题上，日本国内还有很深的分歧。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表明日本继续逃避对它加诸中国人民身上的野蛮行径进行弥补。“历史问题”源自中国对日本在三个问题上的批评。第一，中国谴责日本从来没有就其过去的侵略行为进行过官方道歉。从日本政府的观点来说，这可能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批判了，因为日本的首相已经无数次表达了他们的“深深自责”和“真心实意的道歉”，最有名的是在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时村山富市的道歉。第二，中国谴责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在2001年和2005年通过决议修改日本初中和高中的教科书，这一决议是由右翼团体提出的。这些教科书强调了那些日本在亚洲明显属于侵略性质的行为的“先进性”和“偶然性”，淡化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性，模糊了日本对其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责任。尽管我憎恶这些教科书，并且深切感受到这反映了日本国内民族保守主义潮流的抬头，我还是要指出绝大部分地区的学校都拒绝使用这些教科书。例如，在日本只有0039%的初中采用了2001版的中学教科书，这与右翼社团的10%的目标相去甚远。可以确定的是，文部科学省不应当通过右翼的教科书改革。但是如果认为右翼教科书已经成为主流，并且这些书是许多日本儿童学习自己历史的基础，那就是一个错误了。
       
       第三个导致日中之间分歧的主要问题是日本首相屡次去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自2001年开始的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被中国认为是日本不愿意忏悔侵略历史的象征，因为它里面供奉着自明治时期开始的参加战争的日本人，包括14位在东京审判中被控诉的甲级战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在国内也是一个具有深刻分歧的政治事件。在2005年的《朝日新闻》、《东亚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调查中，当被问到“你是否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时，54%的回答者支持首相，但是25%的人反对。然而在2005年6月《朝日新闻》的另一个调查中，当被问到“小泉首相是应当继续去参拜靖国神社还是应当停止这一举动”时，52%的被调查者说他应当停止，只有36%的人认为他应当继续。这个数据说明尽管支持小泉参拜举动的人稍占多数，但是日本公众也日益关注到这些举动有损于与邻国——包括中国——的外交关系。有一点也很重要，三家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并且很奇怪还有中右翼报纸《读卖新闻》都发表了批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社论和文章。公众意见和日本媒体的反应都确证，日本在就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政治共识。
       2005年4月，发生在中国主要城市的反对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抗日游行强化了日本的对华“道歉疲劳”。日本公众看到的电视镜头都表明中国的警察力量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平息抗议者，来保护日本的使馆和商业资产。这些印象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中国在面对深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时，利用打“历史牌”来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面对反日游行，较多的日本人现在公开表明他们对于中国的教育和被控制的媒体的轻视，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公众对于日本极端的负面偏见。
       结论
       日本应当恐惧中国的崛起么？恐惧并不能精确描述出日本对于中国崛起所集体反应出来的主流情绪。因而，日本正在努力达成一项政治共识——至少是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以应对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恐惧。
       尽管日本的“历史问题”还有诸多政治争议，在这样一个政治环境里，日本需要一个政治领导层来致力于把与中国之间的“历史问题”非政治化。更确切地说，日本的首相应当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相应地中国也应当许诺放弃再打它的“历史牌”。毫无疑问，由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者反华情绪的上升潮流，这样一个交易在政治上是很难实现的，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对中国而言。并且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并不能解决日本与中国的所有的“历史问题”。但是，这将是重要的第一步，在这一步里，日本可以发出强烈的愿意妥协的信号，构建一个较好的能够有效和务实解决与中国的安全和经济纠纷的政治环境。■
       [张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周守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