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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英国政治》2007年第1期刊载了英国左翼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文章《布莱尔之后生活会不同吗？》。霍尔认为，新工党的长期使命是把社会民主主义改造成新自由主义的某种变种，它是英国走向市场国家的第二阶段，而撒切尔主义是第一阶段。撒切尔主义完成了反国家干预、反社会分配的意识形态革命，新工党则以去政治化的行政管理技术、社会治理技术进一步完善新自由主义形态的国家公共服务职能。在布朗担任首相之后，新工党的执政理念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托尼·布莱尔表示有意退位和“九月政变”流产之后，评论家们一直试图解读关于戈登·布朗担任首相的奥秘。现在看来，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他们殚精竭虑想出来的结论却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与我们这种媒体充斥的政治文化步调一致，所以仅从个人性格和对选民的吸引力的角度来描述布朗。很明显，布朗其人其事将成为关键问题，毕竟布莱尔曾以技艺高超的个人才能日复一日地在政治舞台上号令天下。他把自己的个性强加到政治领域中，发挥“执政”为首相带来的优势，并且娴熟地利用着政治体制的缺陷。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信念是正义的，运用自己的政治生存技能和冥顽不化的傲慢无礼来面对论战、抵制与公信力的丧失。这就是他所强加给英国的东西。相比之下，布朗的政治人格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
       布朗似乎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运用政治规则时固执呆板，缺乏布莱尔—卡梅隆式的流畅灵活，缺乏消费政治时代最欣赏的“准坦白”。布朗曾有谋求显赫要职的抱负，但为了避免被认为深藏阴谋和不忠，被迫在权力之外徘徊了三届政府，无法施展拳脚。由此，他不再积极从事现实的政治活动，而驻留于一个谨慎而又隐秘的避风港，除了公开展示自己的经济才华，他主要时间闭门在家。他发现回答采访者的提问是件难事，所以总是试图尽快结束谈话。他尽力凸显自身的个性，结果却缺乏说服力，使他显得更加拙于支配他人。他肯定与新工党革命牵连颇深，但在何种细节和何种条件下涉入其中，依然处于云山雾罩之中。在创办医院或者过高薪金问题上，而非在开创性的教育提案上，布朗偶尔摆出左翼的姿态，但却未能做到一以贯之。当公开露面的时候，他总是以坚定地支持“改革议程”的形象示人。他最近保证他既非“老”工党，亦非“新”工党，而是“真”工党。这或许是一种避免所有危险但又缺乏实际政治内容的表述。
       或许，我们应该了解的不是他的风格、气质和个性，而是布莱尔—新工党“规划”在布朗时代的命运。长期以来，评论家一直在驳斥“存在一项布莱尔计划”这种观念，因为他们沉迷于议会游戏的手段和首相为了避免麻烦而处处改变的言辞中。现在还有人能对此表示怀疑吗？当然，所有的政府都会遭遇到突发性事件。政府的任务复杂而又繁多。认为一项规划就是一项向着预定目标有目的地展开的计划，这是一种荒谬的想法。我曾经在别处论证过，新工党其实是一个混合物，把新自由主义与对“积极政府”的信奉结合了起来，放弃了国家的部分职责，同时又过多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以社会民主主义思路设计出一种市场化策略。我也曾经指出，这种渐进主义的路径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过程，其平衡点是变动不居的。在新工党执政期间，这条变动不居的断层线就是左右翼之间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
       尽管如此，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经历了三届议会之后，新工党致力于一条它从未偏离过的“意义深远的战略路径”，但政府中的务实派则需要更为丰富灵活的政治手腕，这就是布莱尔所说的“现代化”的真正意义。这是布莱尔派在布莱尔与布朗进行权力交接期间决心要捍卫的“改革议程”的核心，其目的是要为新工党在布莱尔时代之后的基本方向奠定基础。
       这一规划的实质是什么？在布莱尔卸任之后，布朗如何处理与它的关系呢？明确地说，新工党的长期使命似乎是把社会民主主义改造成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的某种变种。从这方面来讲，它可以被视为迈向“市场国家”的长征的第二阶段，而撒切尔时代则是它的第一阶段。撒切尔时代与布莱尔时代的这些潜在联系构成了当代英国政治的“长时段”，使之具有更低沉的基本节奏。回首往昔，在政党政治游戏中出现了一些短期且更为有限的紧急与偶然事件，同时在政府与议会整体之间也是风云变幻。撒切尔派的第一波新自由主义推崇企业文化、“市场力量”和私有化；布莱尔时代推行更富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企业治理和市场管理主义。尽管政党之间斗争激烈，但它们还是把这两者——虽然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实质性的差异——联系了起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本身得到了彻底的重新定义。
       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撒切尔主义将企业文化与“市场力量”置于社会的中心，努力消除改良主义和再分配“福利”的观念和预期。围绕“市场”而建构的经济逻辑被确立为新的社会话语、效率的惟一标准和社会价值。新工党将这第一阶段作为它的平台，把“市场化”扩展成一种普遍的路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领域的“现代化”以及所有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都要遵循这一路径。这些公共领域与工党具有传统的联系，一贯回避着市场逻辑。
       新工党所推行的新公共管理政策带来了国家治理和行政实践的“市场化”。它运用公司管理的技术——例如竞争能力、转包、性价比、内部市场和模拟市场行为，向私人服务供应商敞开大门，以企业的方式对员工进行再教育，迫使各种机构改变自己独特的制度和专业文化，促使它们屈服于一种高于一切的市场逻辑。这些技术带来了所谓中立性的“文化转变”，因此公共领域的精神风尚变得难以与公司部门的企业文化和创业主体区分开来。“公共选择”路径一方面把消费者的选择和多样性作为手段，促使国家逐步走向私有化；另一方面提出了公民是个人化的“服务消费者”的新观念，而政府的终端按照泰斯克模型则是一种“分配”系统。这种路径已经完全改变了第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
       这些策略被解释为政治中立的市场管理主义形式，因为充斥着责任语言变得“难以理解”。它们模糊了公私之分，削弱了那种按照不同计算模式运作的公共领域或“公共利益”观念，同时又解放了获取利润和创造财富的私人部门，使之自由地进入公有部门，从公共服务和国家开支中获取利润。这种以其他某种名义进行的“私有化”依靠新工党欺骗性的模糊言辞得以如火如荼地展开。能言善辩的布莱尔发言人——比如卫生大臣帕特里夏·休伊特——可以说：（1）私人部门进入国民医疗服务没有任何限制，（2）倘若没有看到矛盾，这就不是“私有化”。这样的言论旨在让人进行不同的解读，具体如何则取决于工党的哪些听众在特定的时间正在接受信息。“政见”玷污了政治文化，并且破坏了对政治阶级的信任和尊重。它决不仅仅是当代政治中一种令人不快的表面现象，而是居于新工党“三角化战略”的中心位置。
       如此看来，我们很容易理解新工党对商业和公司世界的投怀送抱了。商人和高管（CEO）们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文化英雄”和偶像；我们的教育家和社会企业家渗透入国家和社会的每个缝隙。与此同时，社会显然平静地忍受着不平等的加剧、个人财富的激增、赤裸裸的侵占以及富裕的生活方式。这些就是在国家内部解放公司资本所产生的“代价”。
       新工党管理主义的核心假设是：“在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所有的基本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剩下的是非政治性的行政管理技术、服务提供和社会“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新工党把这种新市场管理主义的精致机制作为它所特有的治理工具加以运用。无论多么具有争议性，任何改变都能够由于“管理化”而实现“去政治化”。那些优秀的人们长期地努力思索青年人中间的“去政治化”现象，似乎未曾注意到政治从“是何”向“为何”的这种根本转变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种转变被评论家们普遍地假定为“事情现在为何如此？和它们必定会如何？”之类的问题，因此成为所有公开政治讨论的一致的预设基础。即使那些强烈厌恶首相的个人独裁风格，甚至驳斥首相的意见的人也是如此。这种转变带来了已故的雨果·杨所说的“一党政治”。
       这种现在被重新命名为“中间道路”的右转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并且已经成为“霸权性的”普遍共识。因此，在寻找政治活动空间的斗争中，大卫·卡梅隆所领导的政治反对派要想在这个微小的趋同点上获得大选的胜利，就只能别无选择地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位”自己。即使在选举潮流远离了撒切尔的时候，布莱尔仍然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撒切尔主义的基础上。
       布朗在何处维持与这项规划的关系呢？毕竟，他是使庞大的公共服务开支迅猛增长的设计师。在第二届任期中途的时候，新工党在自己的心脏地带上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而挽救它的恰恰是激增的财政支出。布朗主要通过窃取的手段，征收了充足的税收来为这种财政的扩张提供资金。最低工资、新政、课税扣除、退休金和儿童救济金等重大的社会改革全都成为与布朗密切相关的政策，第三世界的债务和发展也是如此。布朗而非布莱尔才是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设计师。无论如何，他从未让他的税收政策被说成是一种更广泛的再分配。他是公私伙伴关系的热心支持者。但是，这种伙伴关系破坏了公私之区分，使几代人背负了向私人部门大规模“偿债”的重担。只有在经济领域而非地缘政治和战略领域上，他才和布莱尔一样完全像一个“美国人”，钟爱美国大公司的成功文化和企业价值观。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迄今为止是最受欢迎和最具战略意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但目前却深受新工党无情的管理重组和市场化的威胁。
       我们不能认为，这预示着思维、战略、方法或政治哲学将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当然，我们可能会惊讶于有如此之多的未知之物。不过，尽管布朗拥有卓越的经济管理能力，但他没有表现出在现代的条件下有更新工党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特殊才能或对任何政治更新有兴趣。目前看来，“后布莱尔时代”的前景几乎就像以前一样非常黯淡。
       ［周博：南开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吕增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