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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经济与社会》2006年11月号刊登了西澳大利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学院教授加里·西格利题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章。该文指出，在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不应该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理论，而应该考虑到具体的背景情况。由此前提出发，作者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其政府体制改革经历了一种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根本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政府不是“撤退”了，而是进行了重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导论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生活等几乎所有领域都经历了戏剧性的、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是痛苦的变化。1992年当中国共产党在其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今后它的使命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中国离毛泽东时代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遥远了。仅仅十年之后，中国在许多领域中改革的步伐、从外观到社会内部的转变幅度都持续加大。
       这一从“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所谓“中国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兴趣。由于与中国相关的分析的需求，一度狭小的中国研究这个冷门领域一夜之间发展起来了。由于西方学术界一直把中国研究以及更加一般化的地区研究看作应用知识的一个领域，看作是展示西方社会提出来的理论及方法的一个应用场所，因此，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只能为西方社会的主流科学研究提供经验素材这一见解仍然是克服“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在知识上的劳动分工的严重障碍。
       在中国，伴随着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人们对政府角色及目标的理解、预期、应对等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混杂的政治理念。该理念曾经以人们熟悉的政治以及科技主义的形式表现为威权主义，但同时又试图通过某些而不是全体民众的自治来管理这些民众。
       政治体制定位：从巴黎到北京
       米歇尔·福柯发展了“政治体制”这一概念，用其来理解在现代西方社会早期背景下的知识、权利和臣民之间关系的转换。福柯之后的许多研究都吸收了福柯的思想并且继续把西方民族国家当作首要的分析场所，更有大量研究集中关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因此，这些研究的经验基础便以分析先进的自由社会为特征。但在最近几年，调整了的所谓“政治体制研究”，即对非西方背景下的政治体制研究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这其中关于中国的研究也不例外。
       要理解在中国背景下政治体制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政治体制在西方的形成的理解在方法上具有局限性。为了给中国与外国的比较提供更令人满意的基础，下一节我们将概述中国政府这一领域中已经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一种社会主义的统治艺术：从统治到治理
        中国“社会主义统治艺术”从系谱上说，与那些同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政体有共同之处。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对管理目标的认知界限的理解与那些西方的各种自由主义有所不同。自由主义理性对具体管理目标的可认知性持一定怀疑主义的立场，因此它采用一系列更加间接的方法来指导行动。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所建立的体制认为，凭借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没有什么事物是不能被认识的。
       对科学过度自信的阴影绝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以及先前的和目前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党国”。在20世纪、特别中国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潜能的乐观主义态度相联系，鼓吹社会经济计划优越性的某些西方学说也具有明显过度自信的特征。不过在新自由主义时期，重弹经济计划或社会工程（即使使用的话语通常也已改头换面）是可以实现的、是理想的等老调，在意识形态上来说也是不正确的。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官员和学者中间科学技术和管理理性仍占有显赫位置，并且人们相信，作为民族发展的首要推动力，“党国”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统治艺术”对科学的过度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新的考虑和战略，即所谓的通过自治——无论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个人的自主行为——来进行管理。然而，这些新战略还没有完全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相反，它们变成了新的“科技—行政党国”的组成部分，而所谓的“科技—行政党国”则是传统中国社会主义统治技术例如所谓“群众路线”与更新近的似乎是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即通过个人——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财产所有者、谋求工作者、或更有争议的是作为公民——的愿望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混和物。
       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联合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与世界秩序更加紧密地整合。“党国”开始积极地接受、采纳国际上通用的惯例、经济和社会测量方式等等。由于中央号召在其社会工程计划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有专门知识的投入，在毛泽东时代受政治和意识形态严厉控制的社会科学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重大复兴。
       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实践与政府政策之间的交叉变得越来越明显。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几乎成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同义语的管理机构联手，中国中央政府在卫生、教育、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作单位以及其他许多领域发动了经济合理化和市场化运动。在许多国家作为管理的一种方式和目标已经获得了可信度的“社区”这一概念在目前的中国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意味着国内政府改革的推进与更广泛的全球趋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然而，与中国现行一系列政府战略的重大历史作用相比，在改革年代世界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则小巫见大巫了。虽然我们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理性的一些外表，但在讨论政府任务时，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仍然是中国特色的。正是这种市场自治与科技行政规则的结合成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也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
       不过当中国与世界接轨时，人们对当地、全国、全球的空间进行了复杂的再想像。例如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似乎只是一个独特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概念，而且仅具有国内意义（即市场仅限于中国国内），但重要的是要注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无法想像的方式把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在国内，市场被看作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它通过优胜劣汰来造就卓越的企业和公民。在全球范围内，同样的竞争在更大的集体——显著的是民族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之间展开。因此，单个公民及其素质与综合国力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当今国家思考、关注及政策干预的根源。
       谈到政府职能转变，最近中国关于政府讨论中最吸引人眼球的一点，同时也是英语地区中国研究领域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在中国有一个话语上和概念上的转变，即从以“计划”和“行政”为任务的政府到“管理”和“治理”的政府的转变。在英语地区的中国研究领域中，“治理”这个词只是2000年以后才站住了脚，比这个词在中国落脚迟了好几年。到目前为止在英语地区关于“中国的治理”的所有研究中，还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个词出现的历史条件。
       这样一来，关于政治体制的研究就成了试图对治理这一话语出现的国内背景以及它与这一概念在世界上的急剧扩散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一个有价值的源泉。这一研究也使我们注意到了到目前为止被“中国研究雷达”忽略了的趋势。在追踪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时，我们必须防止把它解读为一种与之相伴随的“国家的撤退”。中国的“党国”比“国家撤退”论所寓意的要更富有革新性。我们不应该把改革看作一种“撤退”，而应该看作是“重组”。到目前为止，主张“国家撤退”说的那些人大都没有仔细考虑“撤退”这一词的本来含义。“撤退”和“重组”都是指战略运作。“撤退”是指战败之后或面对强敌所做的战略撤离，而“重组”则是在撤退之后对力量、计划和人员进行重新组合，以适应新的目标、新的环境以及新的战略。如果说在改革之初，“党国”事实上的确撤退了，那也是暂时的。这里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点是“党国”在撤退之后是如何重组的。正如下一节所要表明的，对那些解释中国的“党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的政府文件的准确解读使我们能够从今日中国政府是怎样看待和估计问题、怎样行动等等的变化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所谓的“撤退”。
       
       治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是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采纳改革开放方针的，这次会议也被正确地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一般说来，由于苏联的最终垮台，1992年也被普遍认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苏联的垮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得意洋洋的历史终结论使得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两件事情被忽视了。但可以说发生在中国的这两件事与苏联的垮台和历史终结论在地区性意义和全球意义上都可相提并论。第一件事是1992年1月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邓小平到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视察。这两个特区是70年代末作为当时有点萧条的大都市上海的出口加工区而建立起来的。邓小平此行的目的是把1989年事件之后迷失方向的改革重新启动起来。在此次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要求党和政府在实施改革开放过程中胆子更大一点，不应当像小脚女人一样。他说，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在于以计划为基础还是以市场为基础，而在于看能否扩大、发展生产力并且提高生活水平。谈到改革开放与政府及管理行为的关系时，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技术。
       1992年10月，紧随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其报告中宣布自此以后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所有官方文件中是第一次。它标志着党和政府在观念上的转变，在此之前人们都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的优越性。
       对“市场经济”（虽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认可，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一场狂热的学术活动。学者、官员、企业家以及普通老百姓开始讨论这对各类行为方法、包括政府行为会有什么影响。虽然政府的改革自80年代以来已经在进行，但体现在市场中的模式的出现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对政府职能的再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计者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写到：先前政府体制改革范围有限并且失败的原因中国研究之一是由于人们对中国的改革到底走向何处缺乏共识。吴敬琏没有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使得政府体制改革的任务变得轻松，他只是暗示：它至少促使人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在市场社会中的角色等进行重大的重新界定。大概从那时开始我们能够看到，转变政府职能问题在官方和学术界有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些文章、声明以及政策文件中我们能够发现，人们对“治理”这一概念越来越感兴趣。
       在中国，治理这一概念是伴随着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以及相关联的政府形式的批判而出现的。社会主义计划的一个标志之一，通常也是中国政府体制的一个标志就是依靠行政命令，奖、罚、配额相结合。从80年代开始，人们就批评该体制行政干预太多并且伤害了党群关系。批评者指出，计划经济把其管理对象当作了消极的、非人化的工具理性的对象。而市场则可以通过竞争机制和个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能够造就优秀的公民和企业。此外，批评者们还说，市场可以被看作是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因为，国家层面上的个人、社区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演绎成了在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及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计划是一个相对自我满足的实体，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当中国与世界更加隔绝时情况尤其如此。
       从这个背景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还伴随着重新接受了长期以来就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言的现实主义或社会达尔主义。例如，在前面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先有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的描述。在这个世界中，经济和科学技术是整个综合国力的基础，而综合国力又构成了国家之间竞争的基础。报告指出，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邻国都在前进。报告还分析了苏联解体及两极体系结束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报告传递了这样一种紧迫感：仅保持经济增长还不够，必须快速增长。报告警告说，落后者必然受制于强者。报告的结论是：时代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以及由它所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形式已经结束。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要求中国接受全球资本和全球发展战略。中国一方面要造就出驯良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还要培育出活跃的、有企业家精神的公民。
       评论者们通常把中国在1992年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人们相信国家正在撤退的证明，而这个撤退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时就开始了。重温这个事件，改革的过程可以被解释为社会主义计划的逐渐衰落并且让位于市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观点。在80年代，社会主义计划非但没有消亡，计划心理反而再次膨胀（最显著的是计划生育政策）。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直有“科学”和“民主”两项启蒙运动。在80年代，民主的要求在许多场合曾经自发爆发。不过科学的要求却被官方所接受，并且被当作实现现代化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关键。
       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意味着技术主义理性的终结，也不意味着计划的消亡。我们看到的是适应于市场的一种新技术主义。它与同时出现在中国之外的“治理”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计划”的含义无疑有了变化。计划的权威和幅度虽然下降了，但五年计划仍在延续，社会工程、社会建设等概念仍然被作为肯定词而使用。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来审视它的作用，用经济杠杆和政策导向来引领、指导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撤退，而是重组。
       对政府角色的再思考，在其他地方，在先进的自由社会以及全球机构几乎同时发生，这一点绝非巧合。中国国内的发展趋势与国外趋势是互相联系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公平地说，国外新自由主义理性的发展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第一，中国社会科学的再造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在海外大学学习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参与。像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等领域已经开始多样化，在某些领域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得到了加强。这样一来，它们已经成为接近政府的新的通道。第二，到1992年，像联合国发展基金、世界银行及亚洲发展银行等机构已经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项目上合作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有明显不同，但由于有发展主义的共同话语，这些机构与中国的“党国”的合作以及政府间技术转让等是颇具规模的。第三，非政府组织部门日益扩大。许多更大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政府思想倾向的变化上无疑起了作用。
       事实上，在最近（2005年）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有一个概述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性质和目标的报告。该文件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提到“计划”时，它将其改为“规划”。因为“计划”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描述社会主义计划时所使用的一个词，它意味着详细的计划和干预。“规划”在英语中也可以翻译成“计划”，但在汉语中有所区别。它意味着调整和总体监督。因此，“规划”这个用语更接近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政府的理解方式，同时它允许党和政府继续发挥管理和指导作用。
       隐含在这一转变中的政府问题也体现在了党的官方用语中。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是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提出来的。在介绍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的一篇文章中，王江禹（音译）论证到：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一些战略和制度延伸到了共和国的基础之中。与它们的目标相比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党不再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也不再需要警察和国家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密集的干预和几乎是无休止的争斗。虽然自1978年以来，革命党的痕迹已经被逐渐地剔除了，但王江禹认为仍然有滞留的影响如过分依赖行政命令和家长制等等。作为对比的是，社会已经变得更加多元、多变和更富有活力。对社会的治理方式应该反映这种现实。这里需要注意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所有全部讨论中，中国共产党持久的重要性和作用是勿庸置疑的。恰恰相反，为了要成为执政党，成为惟一可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6000万干部必须得到不断的加强、训练和培训。
       综上所述，中国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角色的讨论既是对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般性批判的一部分，又是对在当前背景下管理领域的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对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竞争时代对政府角色更广泛的讨论的回应和参与。关于中国政府的讨论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改革造就了一种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混合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既表现为人们熟悉的政治和技术上的威权主义，但它同时又试图通过某些而不是全体民众的自治来管理这些民众。
       ［刘玉安：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