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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英国政治》2007年第1期发表了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帮助布莱尔提出新工党和第三条道路理念的主要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文章《布莱尔时代及其后的新工党》。文章罗列了布莱尔政府在国内政策上取得的执政成绩，并认为布莱尔之所以能够带领新工党获得三次大选的胜利，是因为他在经济、政治、社会正义、公共服务和反对右翼等国内问题上坚持了新工党的一系列新原则。布朗要想带领工党赢得下次大选的胜利，就必须继续坚持这些原则。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布莱尔即将下台，他在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都伴随着一种“布莱尔污点”（Blairblur）：伯尼·埃克莱斯顿、千禧顶、克林顿、税收抵免额、一系列脆弱的保守党领导人被炒鱿鱼、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赫顿报告、反社会行为法令、关于国民医疗服务的争论、同布什和美国右派之间不应该有的亲密关系。
       从表面上看，布莱尔一开始似乎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欢迎，这种声望持续了好长时间，但是，随着人们对他感到厌倦，反对他的具体政策，或者质疑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诚实，布莱尔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当时有人可能会预料到政治右派的攻击，这些政治右派已经发现，想不成为一个“天生的”执政党都很难。更难以对付和理解的是左派接二连三的攻击。中央政府中的每一位左派人物都发现自己因为不够左而受到攻击，这对那些不必面对权力现实或解决改革的实际问题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容易的指责。比这更令人痛苦的是对布莱尔和新工党的厌恶。这种厌恶似乎依赖于对新工党政策目标的任意曲解。
       布莱尔遭到左派各种各样的指责：用核心小组统治，却不够关心公众的需要；控制狂，却领导着一个分裂的政党，尤其是不胜任首相职位；缺乏一个总体的治国方略；以公共领域为代价去支持市场，要不然就表现得像个撒切尔主义者；未能促成经济再分配并缩小不平等；引入了总统式的统治，降低了议会的影响力；巴结讨好富人；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假装糊涂或者完全撒谎；支持他本应该解雇的同僚，但却开除了其他一些他本应该支持的人；盲从美国对外政策，而无论这些政策是什么；将教育与卫生服务私有化；未能推进欧盟的事业；对环境问题不太感兴趣，至少到最近为止一直是这样；他支持身份证的推行，制定了针对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政策，这些都破坏了自由；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数不胜数的失败与背叛行为。
       在我看来，这一大堆的谴责要么容易误导人，要么是错误的。布莱尔在执政之初就说过：“我们是作为新工党当选，我们也将作为新工党而执政。”在他作为工党领袖所参与的三次选举的每一次中，他都作出了类似的声明。他这样做是对的。他的继任者将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至少如果他真想有机会赢得下次选举的话，他就必须这样。接下来，我将集中讨论国内政策，把对外政策留给其他人去评论。就对外政策而言，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我不相信布莱尔在伊拉克战争的酝酿阶段试图欺骗公众，更不用说撒谎了。我的确认为，布莱尔与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得如此之近是个错误，但是我确信有人将比较详细地阐述这一点。
       “我们将作为新工党而执政”。在我看来，新工党建立在一些基本原则上，这些原则都得到了布莱尔的强烈支持和推进。
       （1）将经济置于首位。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前提，而不是相反。就业——即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从事具有高于合宜的最低工资的工作——至少与失业一样重要。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即新政——作为帮助工人在不同的工作之间流动的手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英国当前就业率大约为75%，远远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64%。宏观经济政策应该集中力量创造稳定的经济增长，这也是一个已经实现的成果。应该主要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与经济成功来为国家创造财政税收。
       （2）以政治为中心。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不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即，获得任何一个阶级群体的支持就可以实现政治上的成功。工人阶级正在缩小：在今天的英国，只有12%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现实。工党必须吸引不同的群体，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坚持一个中心并不等于重新回到保守主义：目标在于将中心往左移。我认为这一目标也已经实现。英国已经变得比以前更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了。为了赢得选举，保守党已经不得不接受工党的许多目标与政策。
       （3）在实现社会正义方面，集中关注穷人而非富人。要特别关注减轻儿童贫困，因为它是所有贫困中最有害的一种。富人只占人口极小的比重——1%或者更少。许多赚钱的人都是通过为更广泛的群体创造财富来赚钱的：一个现代经济体系离不开企业。企业也应该负责任地行动，纳税，被鼓励去从事慈善活动，做良好的法人公民。但是，即使对他们的财富进行相当大规模的再分配——就算这种再分配从其他方面来说在经济上是中立的——这对于消除贫困来说意义也不大。要想减少贫困，我们应该集中于生活机遇（lifechances）的再分配。在1997—2005年间，有200万人摆脱了贫困，其中包括80万儿童。政府虽未能达到截止2005年使100万儿童摆脱贫困这一目标，但是它的成就仍然是相当可观的。
       （4）投资公共服务，首先是教育与卫生保健，但是必须以对它们进行改革并且是非常彻底的改革为前提。效率至关重要，但是增加的机会和发言权也同样重要。国家基于中央集权的供给绝不总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手段。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些人未必就代表着公共利益。国家机构往往对公民的需求反应迟钝，它们是官僚化的，受生产商所关心的事情支配。由第三产业群体或商业组织来提供公共服务，如果加以有效的调控，有时候比由国家直接控制更有效率。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断定，哪一种团体能最有效地创造公共产品。像许多批评者那样将“公共”（以国家为基础的）服务同“私人”（非营利的或商业的）服务对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对的。真正的检验标准是，在任何一种具体情况下，哪一种方式可以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5）不要在任何问题上屈服于右派。相反，要设法提供中间偏左的解决措施。左派往往试图以搪塞而不是直接面对问题来处理犯罪、社会紊乱、移民与文化认同问题，就好像普通民众对这些问题的担忧是没有必要或无关宏旨一样。因此，犯罪被认为是不平等的一种反映。当不平等消除以后，犯罪的程度也就会下降。无论这种观点是对是错，犯罪与反社会行为眼下对公民来说的确是问题，必须像这样来处理。严惩犯罪，严厉消除犯罪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场广播讲话，而且，如果加以适当地阐述，还是一套恰当的政策方案。布莱尔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说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破坏了公民自由。然而，我们应该区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在一个共同体中，少数人的形式自由有时候应该受到限制，以便增加多数人的实质自由。
       正是因为布莱尔致力于这些方案，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本身，工党才赢得了三届连任。尽管出现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工党作为新工党，也完全可以赢得第四次连任。左派的批评我已经听了十年了。就算他们有一份详尽的替代方案，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复兴”，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承诺。复兴应该意味着什么？它不可能意味着刚才提到的那种“替代方案”。它首先应该意味着进一步详细阐述工党的既定政策。在教育改革和卫生服务改革方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不相信投入国民卫生服务的大量资金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改善效果。在这里，对公众期望的管理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工党在这方面的投资总额是破纪录的，它本来应该已经巩固了自己作为最受信赖的、提供一流卫生服务的政党这种牢固地位的。相反，保守党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了榜样。
       但是复兴也必须意味着积极寻求意识形态与政策上的革新。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已经被坚定不移地提上了日程表，正如其他需要对生活方式加以改变的问题（比如肥胖）一样。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布莱尔在这些问题上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演讲。然而，新政策本来应该更早就提出的。新工党缺乏勇气引入道路收费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必须实行，而且还要在短期内迅速实行。环境再也不能被当作一种免费午餐了；能源的多样化将至关重要。
       在主要的方面，这个国家已经变得更好了。撒切尔主义已成过去；低失业，高就业；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有了它们自己的议会；北爱尔兰和平有望；贫困现象越来越少；就大多数犯罪种类而言，犯罪率都下降了；有了人权法案与信息自由法案；同性恋合法化了；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称赞的变化。无论公众是否觉察到，毫无疑问，投入公共服务的大量资金以及改革的努力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曾经在野18年。“工党究竟能否再次赢得选举？”——没有任何左派人士竟然想回到那些时代。现在可能会发生的十分糟糕的事情就是工党屈服于宗派主义分裂。布莱尔与布朗之间的个人分歧也许已经为工党带来了问题，但是，不管有些人怎么说，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他们也许是不愉快的搭档，但是有两个如此杰出的高层人物，这是很大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如果现在主要的分歧越来越大，那么大多数可观的遗产都将付诸东流。
       卡梅隆和“新保守党”看起来好像是可怕的对手。选民可能已经完全厌倦了工党。但是在我看来，眼前仍难定成败。如果布朗成为了首相，并让人们承认他干得很好，而且如果经济仍然保持强势，那么他是很难被赶下台的。卡梅隆的保守党在政策上的不足是臭名昭著的。该党两派的分歧至少与工党的内部分歧一样严重。保守党要掩盖他们内部在税收和其他问题上的对抗也许并不容易。卡梅隆也许发现自己很难获得吸引力。接下来将是非常有意思的几年。
       ［毛兴贵：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吕增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