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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党]苏东剧变后老挝人民革命党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
作者:何龙群 陶 红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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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剧变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曾经高度依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综合国力弱小、经济欠发达的老挝,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老挝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被推翻,而且深受人民的拥护、信任。在老党的领导下,老挝的社会和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成为东南亚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谐的国家之一。
       老党是如何战胜苏东剧变给自己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生存带来的危机,他们在理论探索方面有什么创新,他们是如何及时地调整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及其效果如何等,都是国际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总结。
       一、苏东剧变对老挝的影响
       1975年老党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和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高度依靠苏联。失去苏联,将给老挝生存带来危机。
       苏联宣布解体后不久,老党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气氛特别严肃、紧张,委员们因苏联的解体感到痛心、失望,甚至恐惧。时任老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凯山·丰威汉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作为革命掌舵人的魄力,他意味深长地问委员们:“我们是否也象原万象伪政权那样举手缴械投降,坐以待毙,或者是为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起来作斗争?”德高望重的中央委员会顾问西宋潘·洛文赛听主席这么说后情绪激动地大喊:“我们不能缴械投降,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起来作斗争!”西宋潘·洛文赛的话得到其他委员们的热烈响应①。
       他们认真分析苏联解体后老党面临的危机:政治危机一是来自国内,苏联瓦解后,美国及其盟友支持下的原老挝万象政权有可能重新回来夺权;二是来自国外,尤其是与泰国的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共和国建立后,老泰关系磕磕绊绊,原美国雇佣军——老挝苗人首领王宝的残余部队还在老泰边境泰国一方活动,时不时潜入老挝境内搞破坏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泰因为边境三个村庄的归属问题发生过武装冲突。他们会不会趁苏联垮台时机进攻老挝?同时苏东剧变对老挝经济的影响也很大。一直支持老挝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没有了,再加上由于边境的冲突泰国限制217种日用品、调味品和部分食品出口老挝,使得历来依赖泰国进口这些商品的老挝出现了日用品、调味品和部分食品极其短缺的现象。国家公务员、大中小学教师、军队干部和警察常常领不到工资,广大民群众生活遇到许多困难。经济上的困难也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敌对势力有可能利用经济上的困难挑动人民群众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苏东剧变使老挝陷入危机重重的境地,老党决定奋起自救以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党自身。
       二、苏东剧变后老党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
        苏东剧变给老党敲起了警钟,他们认真研究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吸取教训并以此为借鉴。老党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倒台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及其国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没有坚持党对社会各领域的领导,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党的领导。更为严重的是党的领导人,比如戈尔巴乔夫等所采取的“新思维”从内部瓦解了共产党的斗志,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经不起敌人和平演变的攻势,敌人没有发一枪一弹自己就倒下去了。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执行集中的、官僚主义的经济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理解,使党失去群众基础;苏东的改革从政治改革开始,在改革过程中没加强党的领导,从而迷失方向②。老党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认真总结其领导老挝民族民主革命、保卫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进一步探索。他们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识破敌人和平演变的阴谋诡计,一方面重新审查老挝原有政策,对那些不符合老挝国情、妨碍老挝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作及时调整。
       (一)深入研究和探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端正指导思想
       以凯山·丰威汉为代表的老党领导人结合老挝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指导思想上端正了对老挝社会主义的认识。
       第一,老挝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期阶段
       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需要经历一些特殊历史发展阶段,需要经历一系列中间环节,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使凯山认识到之前老党的一系列政策过左:以为消灭一切私有经济就会很快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1975年以前,老挝还是殖民地、封建国家,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虽然建国已经十几年,但各方面仍然很落后,因此老挝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经历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经历一系列中间环节。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和中间环节就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而从老挝现实来看,是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期阶段。因此,老党必须根据老挝这一国情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③。
       第二,老挝当前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发达的生产力是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保证的论述使老党认识到,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初期阶段的老挝,当前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不断地向前发展,建立起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协调关系。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给老党领导人的启发很大,他们认识到历史起点低、条件差的老挝要发展生产力必须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利用资产阶级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为老挝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老党领导人还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对老挝现有经济结构作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他们把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最终使经济能较快发展④。
       第三,实施鼓励商品自由流通政策建设社会主义
       老党领导人学习了列宁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后,改过去限制自由贸易、限制商品自由流通的政策为鼓励自由贸易、鼓励商品自由流通的政策。老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有关贸易部分是这样说的:由于认识到贸易在我国从自然经济变为商品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党将执行商品合法流通政策,将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广泛地开展贸易,特别要大力鼓励私人贸易,坚决清除贸易中的垄断现象,废除一切限制商品自由流通的条条框框,要在全国各地建立使农村和城市连接起来的市场⑤。
       (二)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掌握好党对国家的领导权
       苏东剧变后,老党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是1991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另一个是同年12月召开的第七次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老挝党的领导人和媒体都强调,这两次会议是在世界形势发生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世界政党老党通过这两次会议向全国人民宣布新调整的治党治国纲领,其中均把加强党建工作放在第一位。凯山在第七次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苏东剧变证明,敌对势力要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不重蹈覆辙,他提出对老党的党建工作进行革新,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党员抓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稳定群众思想,识破敌对势力的阴谋诡计。把党的基层组织建成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牢牢掌握军队、警察、司法机构等专政工具,以防止和镇压敌人的颠覆活动。牢牢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群众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从内部到外围预防敌人的篡权活动。掌握好外交工作的战略和战术,改变过去外交一边倒政策;另一方面从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把老党建成一个强大的党。从政治、思想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和科学本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导方针。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歪曲、诬蔑、否定马克思主义。要求党员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掌握好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提高自身水平和工作效率;从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求党员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工作、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党内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内容是,集体领导、个人负责、书记制度。凯山对此解释为:集体领导指由党的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协商、制定各项工作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原则;个人负责指把任务分配到个人;书记制度指负责部门工作的党的书记有贯彻执行集体决议的最后决定权,有对个人履行任务时进行管理、推动和检查的权力,并负责在任务完成后作最后总结⑥。凯山·丰威汉在第七次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对党建工作的指示,一直是老党加强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从苏东剧变后至今,老党就是按照这个指示开展党建工作的。
       
       (三)调整经济领域政策
       1986年,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高潮时期,老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老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确立了老挝的改革开放路线。老党采取的改革开放路线与当时苏东的改革路线有所区别。老党四大把改革重点放在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并且要求非常谨慎地、有原则性地、逐步扩大范围地推进。四大确立的路线为老挝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但它只是个起点或者说只是个基础,真正落实这条路线并使它不断完善的是苏东剧变后召开的五大、六大、七大、八大,而苏东剧变就是老党下决心修正错误,加大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因素。老党经济领域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
       1承认非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分的合法地位,鼓励非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分参与国家经济建设
       这一政策是老党观念上重大转变的体现,最早是由凯山在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老党四大虽然提出要利用非社会主义性质经济成分为国家建设服务,但没有明确承认其地位和作用以及应得到的待遇。苏东剧变后召开的五大、六大的政治报告都强调:老挝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组织形式长期共存的经济结构,每一种经济成分在法律面前都有平等权利,在政府管理下按市场经济管理机制运作,相互既合作又竞争⑦。五大的前期工作由凯山主持,1992年凯山逝世后坎代主持后期工作,并就任六大、七大党主席。
       2废除官僚主义的、救济式的经济管理机制,建立以企业核算为基础的新的经济管理机制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凯山,他在四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老挝现在的经济管理机制是官僚主义的、救济式的管理机制。”凯山认为要停止从上到下用主观想法和命令方式管理经济,遏制一切侵犯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基层和地方的自主权和主动创造性的行为;让基层经济单位有经营自由权、财政自主权,自负盈亏,使企业的收入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直接挂钩。他还说:“国营企业做不好的,就给集体企业做。集体企业做不好的,就给私人或个体企业做。”⑧凯山·丰威汉此番话表明了老党对经济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经济管理机制改革的决心。与四大相比,五大有关经济管理机制改革以及政策和措施更为成熟。五大把“社会主义企业核算机制”改为“市场经济管理机制”。宣布新的经济管理机制不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而是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起宏观调控作用;坚决废除一切妨碍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中间环节以及一切侵犯企业自主权的条条框框。老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间(1991—1996年),基本清除了旧经济管理机制的残余,确立了市场经济管理机制,为老挝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坎代主持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1996—2001年)和第七届中央委员会(2001—2006年)期间,老党按市场经济管理机制开展经济发展工作,该时期成为老挝经济较快发展时期。
       3从农林着手、从农民家庭开始发展经济,以农民家庭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
       这是老党五大提出的具有老挝特色的、最符合老挝国情的经济发展路线。老挝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以上,农林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约70%。那时的老挝基本没有什么工业,只有一些加工业。基于这种情况,老党把经济发展战略放在农林业,看起来似乎起点低,但符合老挝国情。在绝大多数国民还是靠农林业过日子,国家没有什么资金时,不可能搞重工业,只能从发展农林业开始,解决绝大多数国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存亡。老党解散农业合作社,把土地和山林按户分给农民,让农民自由利用这些土地和山林进行生产,发展自家经济。这一政策不仅使农民受益,也使城里干部和知识分子受益,老挝本来就地广人稀,城市郊区有大片土地没人耕种,为解决干部和知识分子生活上的困难,政府也按级别给干部和知识分子分配土地,鼓励干部和知识分子利用业余时间搞家庭经济,改善生活。这保证干部和知识分子即使连续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也不会没饭吃。这对解决当时老挝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老挝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人民群众也没有反党反政府的原因之一。
       (四)外交政策从一边倒转变为积极、主动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四大政治报告在谈到与外国建立经济上的关系时,通篇只提到苏联、越南和柬埔寨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没有提到其他国家。然而,从五大起,老党开始改变其外交一边倒政策。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老党在苏东剧变后对外交政策的调整。
       一是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众所周知的原因,苏东剧变前,老挝与中国的关系曾一度冷淡。1989年凯山率领老挝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开始恢复老挝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中老两党两国政府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领导人经常互访,民间往来增多,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不断增进。目前老党的对外政策中,把与中国的关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中老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二是调整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苏东剧变前,除越南和柬埔寨外,老挝与泰国等其他东南亚国家关系比较紧张。苏东剧变后,凯山在五大政治报告中首次向这些国家表示善意。他说,希望东南亚能成为和平、稳定、友谊、合作的地区,表示老挝愿意与泰国等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建立和平共处的睦邻关系。1991年末凯山·丰威汉偕夫人以国家元首身份首次访问泰国,修复与泰国的关系。老党的善意得到东南亚国家的响应,从此,老挝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日益改善,互相往来日益密切,1999年老挝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的新成员国。
       三是以积极姿态主动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机构开展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如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虽然法语早已不是老挝官方语言,但也积极参加由法国牵头组织的世界上使用法语国家的活动。同时为吸引外商到老挝投资,促进老挝经济发展,1994年老挝政府首次颁布实施《外国投资管理法》,承诺给到老挝投资的外商许多优惠政策,的确也吸引一些外商。总的来说,苏东剧变后,老挝已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家变成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老党和老挝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也随之改善。
       (五)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老挝的政治体系由老挝人民革命党、政府机构、统一阵线机构和群众组织机构组成,其中老挝人民革命党是核心。五大政治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变政治制度,不是削弱党的核心作用和领导地位,而是在明确各机构职能基础上完善政治体系的组织,改革其活动方式,保障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党的领导地位,提高政府机构管理效能,发挥群众组织作用,使整个政治体系各机构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能灵活地、协调地运转。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采取“荷花不变颜色,水不变浑”的方式,即采取不给社会造成动荡,不给人民群众思想造成重大冲击的方法,逐步地、谨慎地开展,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⑨。
       三、老党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的成就及其启示
        老党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使老挝渡过了一个非常时期。并使老挝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首先,党建理论的探索和党建工作的调整使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能力提高,党的组织、纪律更加严密,吸引了大批先进分子入党。根据五大决议、六大决议和八大政治报告所提供的数字,1991年老党党员共有六万名,1996年增至七万八千名,2006年更增至十四万八千五百九十名,是1991年的两倍多。
       
       其次,经济领域的理论探索和政策调整使老挝经济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1986—1990年正是苏东剧变时期,老挝的经济发展也受到较大的影响,GDP增长的速度较慢,但1991年以后,也就是老党对经济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之后,老挝经济呈现快速、平衡发展的态势。与东南亚其他国家比较,我们可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2001—2005年GDP年增长率:柬埔寨为53%、印度尼西亚35%、马来西亚3%、菲律宾39%、泰国4%、越南75%,老挝是62%,可看出老挝经济发展速度是相对较快的,仅次于越南。从人均GDP来看,也反映政策调整后老挝经济发展的成就。1985年老挝人均GDP是114美元;1994年增至211美元;1995年380美元;2000年为350美元(这一年下降的原因是发生通货膨胀);2005年为490美元。再以农业的发展为例:1990年生产大米150万吨;2000年250万吨;2005年260万吨,这一年人均粮食约316公斤大米。现在老挝的粮食不仅自给自足,而且有所剩余。至2005年,全国有45%的家庭用上电,64%的家庭喝上干净水;80%的县和60%的村庄通了电话⑩。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老挝从相对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中走出来。1999年参加东盟,2004年以来以轮值国主席的身份成功举办了东盟和中、日、韩10+3峰会、东盟司法部长会议和东盟能源部长会议等地区性重要会议。现在老挝与世界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声望日益提高,这是老挝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注释
       ① 老党中央宣传、培训委员会副主任潘东吉·冯沙提供。
       ② 老挝国家政治与管理学院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室提供。
       ③ 《凯山·丰威汉选集》(2)老文版第422页,老挝国家出版社1987年版。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8次代表大会文件》老文版第13页,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培训委员会2006年编印出版。
       ④ 《人民的好儿子——凯山·丰威汉》老文版第221页,老挝社科委1991年编印出版。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8次代表大会文件》老文版第14页,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培训委员会2006年编印出版。
       ⑤ 老党中央机关刊物《新曙光》老文版,第30页,1991年4月第2期。
       ⑥ 《凯山·丰威汉在第7次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5—9页,老党中央组织委员会2001年编印出版。
       ⑦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6次代表大会文件》老文版,第31页,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培训委员会1996年编印出版。
       ⑧ 《凯山·丰威汉选集》(2)老文版,第458、523页,老挝国家出版社1987年版。
       ⑨ 《新曙光》老文版,第41页,1991年4月第2期。
       ⑩ 引用数字均来自《老挝人民革命党第8次代表大会文件》第85—87页,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培训委员会2006年编印出版。
       [何龙群 陶红:广西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