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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分子”的界定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概念有两个词表示：intelligentsia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intellectualинтеллектуал。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这两个词都出自拉丁语，在现代意义上它们的内涵亦大致相同，也同是在19世纪基本形成的。它们分别源自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俄罗斯和法国，两个概念的内涵有明显的差异。
       在西方社会，把受过教育的、脑力劳动职业的从业人称作“知识人”、“脑力劳动者”——intellectual。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研究，intellectual一词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它源自“intellect”（意指分辨和理解能力），而intellectual则是指有分辨和理解能力的人。稍后，在第二版的《韦氏词典》中，intellectual才被定义为一个社会阶级。在1934年版的美国《韦氏词典全本》中intellectual是指“通信息、有知识的人的群体；受过教育、有专门技能的团体、阶级或党派——这些人的言行通常是幼稚可笑的”。而在1936年版的英国《牛津英语词典》中，对该词的注释是“由人民总体中受教育的部分组成的阶级，被认为有能力形成公众舆论”。现在对intellectual的定义是“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有很高智力的人；（炫耀知识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空谈家……”①。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形成与法国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1894年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激起了以著名作家左拉、雨果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文人的义愤。左拉的《我控诉……！》宣布了文人们走出书斋，挺身而出，为蒙冤受屈者辩护、为社会的正义呐喊、为改变社会不公而斗争；一篇《知识分子宣言》更昭告世界：知识分子——一批有独立的身份、有自由思想、关心社会问题的知识人——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德雷福斯事件标志着法国知识分子概念形成：“不仅是因为它为法文（intellectual）一词的‘诞生’提供了语境，重要的是，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良心’，‘介入’社会生活中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这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先例；更有甚者，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均发端于此时期”②。19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中自由职业者占大多数，他们经常聚集在咖啡馆里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完全独立的，除了自己的良知外，没有任何的阶级背景。这时的intellectual已经是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有一定发言权的人组成的阶级，在整个国家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有自我意识的社会阶层，他们要求起到或者为自身利益发挥指导作用，是一支有知识的社会和政治先锋队”③。
       在俄罗斯，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一直是多种多样的。1914年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РВ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在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中写到：“知识分子是一个美学的——反市民的、社会的——超阶层的、有继承性的团体。他们善于创造新的形式和理想，并积极地在体力和脑力上，在社会中，在个体的个性解放方面实现这些新的形式和理想”④。
       著名的政论家米留科夫（ПНМилюков）则把知识分子誉为“民族思考和理解的器官”，这一点在文学评论家奥夫相尼科-库里科夫斯基（ДИ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那里得到了回应，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创造和传播人类精神价值的社会思考的一部分”⑤。
       而巴赫金（ММБахтин）把知识分子视为“介于物质世界与文化模式之间的一种中间性的构成”⑥。
       1998年《俄语详解大词典》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由知识渊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职业上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界对知识分子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是以下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即主要把学历和所从事的职业作为标准对知识分子进行区分，把知识分子视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教育不断普及并提高的情况下，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日趋变小的今天，这种划分标准显然范围过大，而且对知识分子本质特征把握不够，只能使得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更趋复杂。
       另一种是文化学的界定。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学历加职业”的传统模式，强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但这样的划分明显地过于主观化和伦理化，忽视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多样性。
       二、俄罗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概况
       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俄罗斯首开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先河的应该是19世纪60年代的批评家皮萨列夫（ДИПисарев）⑦。1865年皮萨列夫在《思考的无产阶级》（《Мыслящ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一文中，分析了巴扎罗夫和拉赫美托夫这两个人物形象后指出：巴扎罗夫和拉赫美托夫这两个形象与受教育阶级的代表有原则性的区别。他把巴扎罗夫和拉赫美托夫称为虚无主义者，认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为人民大众争取幸福的斗争。皮萨列夫的文章开启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为后来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知识分子问题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者日益增多。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多曾就知识分子问题作过细致的研究和考察，如米哈依洛夫斯基（Н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拉甫罗夫（ПЛЛавров）、特卡乔夫（ПНТкачёв）、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和列宁等人剖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发展根源，分析了知识分子意识的特殊性，揭示出知识分子思想上及组成部分的多样性。
       19世纪80年代初期，更确切地说，是从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事件发生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世界观，由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沃伦斯基（АЛВолынский）开始，罗扎诺夫（ВВРозанов）紧随其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19世纪60—70年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理想提出了质疑⑧。他们的文章触动了许多人，引起相关文章的大量刊发⑨。众多文章纷纷指出：19世纪60—7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俄国社会的精神领袖，在俄罗斯文化中开始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有智识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规范和激进的世界观。由于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举止，甚至连生理上的外表也与众不同。逐渐地，知识分子一词令人联想到的不再是世界文明、民族文化的媒介和传播者，不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创造者，而更多的，是与政治上的小团体、地下秘密组织及活动、激进主义、革命、政变甚至恐怖主义、积极宣传和“走向民间”联系在一起。
       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在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前夕，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的责任等问题又一次成为社会思想的热点，从而引发了又一轮相关文章的大量出现⑩。
       1905—1907年革命后，知识分子问题再次为俄罗斯思想界所关注，集其成果之大成者就是1909年出版的，由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弗兰克（СЛ Франк）、基斯佳科夫斯基（ПБКистяковский）、伊思戈耶夫（АСИзгоев）、格尔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共同撰写的《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文集》（“Вехи”）。文集触及到许多对知识分子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知识分子对政权及人民的态度问题。《路标》的主要思想是：第一，正如别尔嘉耶夫宣称，知识分子要“从内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以摆脱外部的压迫；第二，反对社会的政治化；第三，反对暴力，宣传暴力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文集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对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变革中存在的失误和缺陷进行了清算和批判。作者们呼吁人们放弃激进的乌托邦思想，致力于精神的更新，以消除个性与社会的悲剧性冲突。
       
       众多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这场由《路标》的作者发起的大辩论中，各个流派、各种组织都纷纷表明自己对《路标》的态度。不到一年，就刊发了241篇文章并出版了4本与之针锋相对的文集。
       在此期间，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发表了《俄国知识分子史》（1906—1911）。作者采用心理学分析与历史—文化学派批评方法，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文学形象的心理来剖析、研究社会心理。
       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两卷本的著作《俄国社会思想史——19世纪俄国文学与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市侩习气》（1911），是又一部从文学角度来研究俄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力作。作者提出知识分子反对市侩习气而赞成个人主义，由此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俄国思想史。
       1918年路标派又发表了《源自深处》（“Из глубины”），希冀对刚刚发生的事件——俄国二月和十月革命进行反思和评价。作者们认为，与巴枯宁（МАБакунин）、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和米哈依洛夫斯基名字连在一起的社会思想和知识分子传统是俄罗斯的也是知识分子自身最大的不幸，是导致俄国沦为贫穷和陷入毁灭边缘的原因。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回归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弗·索洛维约夫（Вл Соловьев）的思想。《源自深处》谴责革命的血腥，呼吁知识分子应该转向呼唤上帝，在内心深处同上帝对话，寻求心灵解脱。
       十月革命后以及国内战争爆发后，文集的一些作者被迫随着大批宗教、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一道离开祖国侨居国外。此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研究也相应形成境内和境外两大板块。
       1921年7月“为了寻找我们目前所需的、从前从未找到的新路标”，移民境外的部分知识分子在布拉格出版了《路标转换》文集。文集提出：反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已经彻底失败，苏维埃政权是目前条件下惟一可能的俄罗斯国家政权，只有它才能完成复兴俄国的任务，因此，俄国知识分子应该转换路标，放弃旧的立场，与苏维埃政权和解、合作。文集随后引起国内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卢纳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斯捷克洛夫（ЮМ Стеклов）、沃罗夫斯基（ВВВоровский）、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等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家、理论家都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些著名的作家如高尔基（АМГорький）、勃洛克（ААБлок）、布宁（ИАБунин）、科罗连科（ВГКороленко）等也非常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不少相关的文章。
       客观地说，上述著作中只有列宁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
       20年代中后期，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理论逐步确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苏联研究知识分子问题与知识分子历史及理论的富有创见的成果锐减，而且，这些作品也主要是对国家领导人的知识分子理论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针的注释，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是《苏联共产党为争取知识分子而战》、《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把资产阶级专家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等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3月。当斯大林去世以及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在社会文化方面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这一时期因得益于爱伦堡的一篇小说，而被冠之为“解冻”时期。
       也正从这一时期起，首次出现了巴尔巴可娃（КГБарбакова）、曼苏罗夫（ВАМансуров）、鲁特克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人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随后，一些综合性的集体作品也得以发表，如莫斯科1968年出版了：《苏联知识分子：形成和发展史。1917—1965》（《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1917—1965》）；1977年的《苏联知识分子简史（1917—1975）》（《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1917—1975）》）；1985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苏联知识分子简史（1917—1975）》是由数位作者集体完成，它重点研究了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卫国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分析了苏联知识分子产生的途径，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等问题。上述著作多是从纯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知识分子，有美化知识分子的倾向，而没有表明或有意识地忽视他们对社会的批判功能。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化领域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是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继续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当权者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创作活动的思想监督和控制。当局对思想方面的严格控制激起知识分子的反抗，形成“离经叛道的思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地下出版物（самиздат）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在年轻诗人金兹布尔克（AГинзбург）率先创办的《句法》（“Синтаксис”）上，一些被查禁的作品，得以重见天日。
       从7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分化，社会学研究者率先对知识分子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虽然他们在理论及研究方法上并没有获得新的或较大的突破，但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和史实，并举办了首批专题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如费久金、基姆（МПКим）、扎克（ЛМЗак）、伊万诺娃（ЛВИванова）、博里索夫（ЮСБорисов）、索斯金（ВССоскин）、格拉瓦茨基（МЕГлавацкий）、沃尔科夫（ВС Волков）等人的学术著作，形成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列宁格勒、伊万诺沃等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心，为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研究的又一个高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苏共的知识分子理论影响下，20多年来（自解冻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分子概念、理论几乎没有得到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始终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但这期间，也有一些逆潮流而动的文章问世。
       1969年科尔默尔（ВФКормер）用笔名阿尔塔耶夫发表了《知识分子的双重意识与伪文化》（Двой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 псевдокультура）一文，他继承了路标派的知识分子观，对苏联知识分子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与祖国的疏离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征，世界上没有人“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感到自己那么陌生，不是对别人，对社会，对上帝，而是对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国家的政权”。“这种集体的陌生感意识使有知识的俄罗斯人成为知识分子。因为这种痛苦是在任何别的国家、任何别的社会阶层所没有的，因此，正是因为这一点，除了俄罗斯，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知识分子”。而与祖国、人民的疏离之痛，在科尔默尔看来，也正是俄罗斯许多著名的作家、思想家、诗人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茨韦塔耶娃（МИ Цветаева）等人不愿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的原因。
       五年后即1974年，索尔仁尼琴的《知识小人》（《Образованщина》）问世。他对苏联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一系列对知识分子的分析研究的作品中的醒目之作。
       从80年代中后期始，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步入了历史新阶段，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和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作品。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研究者，正是借助于他们的努力，才把革命前的思想家和苏联时期的研究者们积累的知识重新进行了整合。
       
       80年代后期，俄罗斯知识分子重新出版了卢纳察尔斯基、斯捷克罗夫、瓦罗夫斯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研究者们得以重新探讨或检验自己的理论、方法。许多人意识到，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知识分子力量的日益增强，知识分子在精神和物质生产中的作用也大大提高了，仅仅把知识分子局限于行使脑力劳动者的功用和为苏联政治体系服务，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误，这不仅对于知识分子本身，而且对于对自身状况失去了客观诊断的整个社会来说，也都是一种悲剧性的结果。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是为真理，而不是为阶级服务的，因为他们本质上不是一种阶级的，而是文化的现象。有些人意识到：随着教育的普及、脑力劳动者数量的激增，知识分子在文明社会中的作用加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也有了改变。在对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对立上，他们看到：知识分子对政权的反对和批判是可以有双重性的，一方面，这种批判可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它可以促进政府的革新和改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批评也可以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有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因此，知识分子既可以加入到管理国家事务的精英阶层中去，以期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可以与激进的反政府力量结合。
       90年代，由于取消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检查制度，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国外研究成果被介绍、引入到国内，加上部分历史档案解密，使得全面客观地思考知识分子问题有了可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又掀起一个热潮。这些文章对于提升知识分子在公民立场和行为道德上的自觉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在这期间，对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批评的声音增强了，出现了对苏联时期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够客观的批判甚至于否定，认为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缺乏旧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十月革命前的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文化道德品质，认为苏联知识分子轻率地抛弃了俄罗斯旧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而跟在了西方知识分子阶层身后亦步亦趋。可喜的是，这种对苏联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态度在90年代中期逐渐得到遏制，大多数知识分子意识到，应该以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论辩中，有一种观点日益赢得了人心，并逐渐成为主流：对知识分子来说，对精神价值不倦的追求应是他们生活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在于：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表，成为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无论任何时候，文明的创造都是惟一能够改变国家和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力量。知识分子的价值，不仅应体现在一种坚定的人格勇气上，更应体现在对文明的创造能力上。
       注释
       ① 参阅：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915页。
       ② 有关问题参见：吕一民著：《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许纪霖：《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见《东方文化周刊》1999年第6期。
       ③ 《牛津英语词典》，1980年版，第617页。
       ④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 Р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В 2х тТ1СПб，1911С12
       ⑤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ДНСобрание сочТ7СПб，1910С5
       ⑥ 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⑦ 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最终形成，但对这个阶层的研究却要晚得多。
       ⑧ A·沃伦斯基的文章后结集为《俄国批评家们》出版。
       ⑨ 如：Денисенко ФРоль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Одесса，1884 г；Каблиц ЛИ（Юзов И）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народ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СПб，1886；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народ，буржуазия//Дело1881№12С1—16；Воронцов ВПОчерк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классы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Новое слово 1896№8；Оболенский Л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ли соб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класс//Новое слово1896№7；Либералы и консерваторы о задачах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Книжка недели1896№8；Мандельштам МЛ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Казань，1890 г；Филиппов ММТеория критически мыслящей личности//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1900，№ 4；等等。
       ⑩ 据统计，在1905年前后有关知识分子的专著不少于30本，文章则不计其数。参见：http：\\wwwtrusenevahtm
        Вехи；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1909—1910 ггМ，1991
        《保卫知识分子》（В защиту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莫斯科，1909年）；《循着路标——知识分子及‘民族面貌’文集》（По вехам Сборник об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лице”），莫斯科，1909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圣彼得堡，1910年；《作为时代征兆的“路标”》（《Вехи》как знамение времени），莫斯科，1910年。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ДН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М，1992
        多年以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代表——沙法列维奇（ИРШафаревич）、索尔仁尼琴（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波利瓦诺夫（МКПоливанов）、阿古里斯基（МСАгульский）等于1974年在国外发表了《来自巨石下面》（《Изпод глыб：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他们继承了路标派的精神，抨击现代的集权主义、严格审视知识分子。
        Смена вехПрага，1921，С6
        有关研究详情参见：Судьбы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Материалы дискуссий1923—1925 гг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1
        ［俄］А·Н·玛尔科娃著：《文化学》，王亚民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4页。
        Кормер ВФДвой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 псевдокультура//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ии1989№9C68
        Кормер ВФДвой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 псевдокультура//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ии1989№9C69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народМатериалы дисскурсии о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Философская наукаМ，1990№7
        ГудковДЛ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ЗнамяМ，1992№3-4С38—47Веселов ВР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провинция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удьбе РоссииКострома，2001 C67—99
       ［李小桃：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
       （责任编辑 昊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