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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赛义德、传统与帝国主义
作者:张 跣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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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社会文本》第87期(2006年夏季号)发表文章《反思传统、帝国主义与全球主义》,对赛义德涉及的传统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运用于对传统的理解。宽泛地讲,我们可以说东方主义的意思是,传统也是“把地理政治意识纳入到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中”;它“不仅是对基本地理特征的描述……而且也是对一系列的‘兴趣’的描述,通过学术发现、哲学重构、心理分析、地形与社会描述这些方式,它既创造又保留”;它代表“一定的去了解的意志或意愿,在一些情况下,是去控制、操纵、甚至去合并不同世界的愿望”。一般的想法是,传统等同于与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等同于起源与根基,等同于我们对作为传统的延续的现在的解释。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社会科学进化论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项“恢复历史”的课题,关注历史的再塑造、再表述和再书写。
       在1918年后不久,范·韦克·布鲁克斯,当时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之一,号召美国人像卡莱尔曾经为英国、米什莱曾经为法国打造了“有用的过去”一样,也为美国打造一个“有用的过去”。对既不能忘记,又不能忽视的过去,该采取哪些措施去应对呢?答案是:在不同时期的口味变动中可以对真正的历史进行修改。更危险的是对传统的滥用:政治操纵,通过无声的删改与编辑程序偏离一代代的知识范式。
       那么这个传统究竟是什么呢?传统是大家追逐的商品,使知识的传播得以控制。它以奇怪的方式把自己的观点遮蔽起来,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重新表达其最主要的特点和形状,在无处不在的在场与显著的缺席之间平衡自己的行动。由于大众市场对具体的传统形象的需求增长了,对再现技术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这导致为了更广泛的传播而牺牲自己独特性的矛盾性问题的产生。
       传统也是需要保存的东西,其核心秘密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远离传播活动的影响。此处存在着传统固有的矛盾性:传统被大量的公众所共同享有、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直观地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代代相传,但同时也必须保护自己的身份,办法是抑制自己热情的活力使之不受圈外人的影响。赛义德提出的西方对东方抱有成见的误读提供了极佳的解读正在发挥作用的文化建构与解构的机会。
       现代文化研究(种族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为成功地与貌似不可战胜的传统作斗争提供了例子。通过挑战居垄断地位的传统和质疑自身被传统排斥的理由,他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如果要按全貌恢复传统,把它当作构建未来的工具,而不是自恋式地怀旧的工具,那我们就需要去寻找传统,它不仅仅是口头的、可见的、起主导作用的展示自己语义内涵的传统。这样的努力要求复原模糊的线条,要求重新建构过去,一种新的考古学,因为历史遗忘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它所能记录下来的内容。我在别处讨论过殖民主义对民族/本土文化艺术品和一国的文学传统的日益虚弱的影响,因为殖民历史偷偷地在牺牲真正伟大的本土文学的情况下把普通的、一文不值的进口文学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而比政治上的屈服更为危险、更为持久的是由殖民主义通过意识和思想生产的制度结构培养的心理和知识上的庶民主义。
       赛义德在他的一篇论文中举了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例子,当时他作为“一个巴勒斯坦病人,住在犹太人开的医院里,由印度医生治疗、爱尔兰护士护理”。我讲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不过更复杂一些:几年前,我在美国南方的一所公立大学教有关印度文化的入门课程。学生中有个人的父母分别是来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美国南方的浸礼教徒。他做了一项比较宗教研究:研究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里的上帝概念。毕业后他在一家跨国公司作采购代理人,公司的主管是墨西哥人,而他的生意上的顾客是纽约的印第安人。他的公司主要的出口地是东南亚和南美洲。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他的未来,假如他的公司正在谈判把采购与销售外包到智利去,那么这个学生就必须搬到圣地亚哥去培训和管理当地的劳动力,或者另寻高就。这个学生的经历代表了后现代的今天许多美国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的现实。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导论中,赛义德重点研究了欧洲发生的相似的文化变化,认为这些变化“已经让大都市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惊讶不已,而且时常惶恐不安。现在他们中间有大量的非白人移民。这些刚拥有权利的人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人听到”。赛义德的兴趣在于追溯欧洲的帝国史对后殖民的20世纪晚期文化史的影响,他认为自康拉德和狄更斯以来文化变化的东西对我们20世纪晚期目睹的文化变化具有深义。“我书中的观点是,这些人,还有这些人的声音已经存在了好长时间了,多亏了近代帝国主义启动的全球化进程。忽视或者低估西方人与东方人重叠的经历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文化领域内相互共存、相互斗争的关系,就是漏掉了上个世纪世界的本质。”
       作为一个离开故土的知识分子,赛义德身上具备多种特征。作为一个在美国大学受过训练并在美国高校执教的教师,他是知识分子传统的特许受益人,而他又把该传统传递给哥伦比亚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这一传统植根于对真理的发现和传播以及诚实地解释历史。作为一个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家园的孩子,他也形成了自己对后殖民的独特观点,这样的观点有时西方人忽略了,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西方人却故意避开了。我相信,赛义德的才华在于他巧妙地驾驶着自己的思想与观点之舟,在于他平衡头脑里的责任但又不会迷失方向,在于能使无形的东西成为有形、撬开他同辈人紧闭的双眼的率直与决心。丝毫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完全符合东方传统对老师的界定。
       赛义德是一个享誉世界的学者。他创作的标志是三段论式的推理、对深层文本意义和政治动机的条分缕析,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把话语与权力结合起来的既冲突又合作的利益网络。像福柯一样,作为学者,赛义德对他的研究对象既尊重又批判。
       不管我们是否赞同赛义德的个人信仰或公共立场,他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甚至那些与他的政治观点有分歧的人,都尊敬他对一些问题的理智的质询和他对各种观点的总结。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多样性的象征。
       [孔令翠: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