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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实际开创者。赛义德以中东问题为主题的著作《巴勒斯坦问题》、《谴责受害者》、《驱逐的政治》、《和平及其不满》、《和平进程的终结》等，不但与他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思考和研究密切相关，而且是在更宏观的范围内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的把握。
       在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其他阿拉伯国家多边构成的中东政治的巨大漩涡中，赛义德从来不曾偏袒任何一方，他始终站在他所认为的真理和正义的一边，对美国中东政策、以色列锡安主义、阿拉伯政权的专制、巴勒斯坦当局的权力滥用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同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和批判。赛义德的声音是独立的，也是无援的。
       一、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抨击
       多少年来，赛义德与乔姆斯基以及希钦斯就一直是在中东事务上保持独立立场的少数几个美国知识分子。在70年代早期的《美国的政策以及中东诸权力之间的冲突》等文章中，赛义德就曾经指出，历届美国政府都错误地把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斗争视为该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并且将美国自身的政治经济要求凌驾于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之上。
       类似的批评在《巴勒斯坦问题》一书中几乎随处可见。在该书中，赛义德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面分析。他强调，自身经济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是美国中东政策的第一原则，美国中东政策的是是非非、方方面面都与这一原则息息相关。冷战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归根结底，是在海湾地区抑制伊斯兰教然后是抑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他批评说，美国政府目光短浅，只是着眼于签署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而没有努力创造整体性的地区和平条件。他认为，美国历届政府都支持诸如以色列和伊朗这样的附庸国的专制政府，而反对任何可能会对其现状造成威胁的大众的解放和抵抗运动。巴勒斯坦人以及中东其他许多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既是本国专制政权的牺牲品，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
       在《驱逐的政治》中，赛义德指出，和平计划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逻辑结果。虽然美国只是在奥斯陆谈判全部结束之后才加入进来，最后的协议也还是一场地地道道的“美国秀”。全部的谈判都对巴勒斯坦自决这一原则性问题视而不见。而且，巴勒斯坦人仅仅是作为约旦代表团的一部分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会谈，而以色列人却拥有对那个代表团的巴勒斯坦成员的最终表决权，这真的是匪夷所思。《和平及其不满》同样表现出赛义德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的持续而坚定的批判态度。赛义德谴责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野蛮的军事统治，批评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所提供的大量援助，和对以色列侵略的持续支持。在赛义德看来，正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才使得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军事统治和侵略成为可能。
       二、对阿拉伯政权的批判
       赛义德对阿拉伯政权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第二，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和迟滞；第三，阿拉伯国家没有给巴勒斯坦自治斗争提供真正的支持。
       收录于《驱逐的政治》一书中的几篇文章，集中反映了赛义德关于这些话题的基本主张。在《萨达姆·侯赛因几步棋的背后》中，赛义德把阿拉伯国家描述成一个政治腐化、社会失衡、经济迟滞、文化落后，而安全机构过于庞大、民主自由不复存在的可怕世界。《自阿曼以来巴勒斯坦人的一年》集中讨论了阿拉伯政权和人民的分离。《阿拉伯右翼》则批判了阿拉伯国家的专制以及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忽视。他认为，富裕的阿拉伯国家的权力精英们宁愿斥资营建奢华的宾馆酒店，进口高档消费物资，也不愿在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甚至是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上面有所作为。
       在另外很多地方，关于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和巴解组织缺乏更多的实质性支持，赛义德也作出了激烈的批评。在对阿拉伯国家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进行评论时，赛义德特别指出，存在着口头支持与实际支持的明显矛盾。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及其自治的支持一直是人民对统治者施加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出自统治者的内心。1979年3月，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在华盛顿戴维营签署和平协议。协议对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以及以色列人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戈兰高地的占领只字未提。但是根据协议，埃及收回了西奈半岛，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获得了合法化的身份，美国通过对双方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承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东事务的掌控。赛义德认为，这是一个阿拉伯大国对巴勒斯坦的又一次出卖。赛义德分析道：“巴勒斯坦人中的一部分（不到三分之一）被许诺享有一部分权力（不包括建国权和国民权）以及一部分土地（不足原有国土的三分之一），这许诺不但有待于在未来的什么时候才可能兑现，而且对于兑现的每一个步骤，以色列都具有关键的否决权。除此之外，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只能永远丧失国籍，永远背井离乡，永远漂流四方，永远过着没有希望和意义的生活。”①
       三、对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批评
       赛义德对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观点在20年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捍卫阿拉法特和巴解组
       织，视之为巴勒斯坦人的惟一合法代表。80年代晚期之前，赛义德几乎没有对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提出过什么严
       厉的批评。而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特别是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当局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宣布就职以后，赛义德对巴勒斯坦当局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批评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认为，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和巴勒斯坦当局的建立，使得阿拉法特不仅背叛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奋斗目标，而且背叛了巴勒斯坦人的根本利益。
       从70年代到80年代晚期，赛义德不仅大力支持巴解组织，而且十分尊崇阿拉法特本人，视其为相对民主和成功的独立解放运动的领袖，认为阿拉法特的领导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在从1977年到1991年长达14年的时间里，他是巴勒斯坦国民议会（PNC）的成员之一。当然，赛义德自己从来没有成为巴解组织本身的成员，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投票表决。在《巴勒斯坦问题》中，赛义德把巴勒斯坦解放斗争描绘成“一个倍受误解与诋毁的政治任务”，大加赞扬了阿拉法特对于“影响各地的巴勒斯坦人的所有因素”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细节”的正确理解。即使到了1992年，在新版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序言中，赛义德依旧声称“相对民主的氛围是巴勒斯坦政治进程的特征（与此相对照的是阿拉伯人的环境）”，并特别指出，“阿拉法特仍旧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当然，即使是在一些早期文章中，他对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本人也并非一味赞美。
       在马德里会谈，特别是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后，赛义德先前对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本人的矛盾情绪日益显现。他越来越公开地表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接受和平协议的行为是对历史的背叛。1993年9月7日，在一次访谈中，赛义德对和平协议进行了细致的批评。他称和平协议的签订，是在一个“低俗”庆典上签署的一个“投降的手段”。巴解组织“放弃了1948年以来联合国通过的所有决议包括至关重要的194号决议，按照该决议，1948年以色列造成的巴勒斯坦难民有权获得赔偿并回到祖国”。②赛义德认为，巴勒斯坦领导层在80年代失去了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联系，海湾战争是其分水岭。海湾战争之前，巴解组织机构清晰，责任分明；海湾战争以后，阿拉法特独揽大权，巴解组织的使命感、责任心以及清正廉洁的政府作风日益丧失。尽管如此，赛义德仍然主张，“巴解组织是我们拥有的惟一机构”，认为1988年巴勒斯坦国民议会支持“暴民运动”的决定是80年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谈到当前的情况时，赛义德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对越来越强大的以色列经济的依附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在沦为一个“地方自治政府”，沦为“以色列的执行者”。
       
       对于巴勒斯坦这片曾经生养自己的土地，赛义德充满感情。对于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的批评，只是因为他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在赛义德看来，在巴勒斯坦，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处境正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曾经有过的希望现在已不复存在。
       四、寻求替代之道
       在对美国的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的专制和自私以及对巴勒斯坦当局的批判过程中，赛义德不仅在消解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虚假叙述，他同时也在寻求和建构一个既尊重历史事实又代表了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替代性叙述。关于这一点，赛义德有过清晰的表述：“要把整个巴勒斯坦经历实实在在地体会为一种有待纠正的灾难，对巴勒斯坦形象的理解，不仅依据我们失去了什么，还要依据我们正在塑造的——从不存在、压迫、流亡中获得解放。”换句话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有待建构的不仅仅是一个回归的家园，一群被遗弃和扭曲的人民，一段关于过去的虚伪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所有这些来建构一个希望，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一种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基本的态度。赛义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这种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不仅消解虚假的“宏大叙事”，而且要从历史事实中建构起真实的、能够与之对抗的新的叙事。具体而言，赛义德提出的替代性叙事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种族冲突和派系斗争不复存在，是非民族主义的；建立一个非极权主义的、非原教旨主义的政府形式。这是赛义德几十年来不惜人格侮辱和生命危险孜孜以求的东西。正是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叙事，他不仅与美国、以色列、阿拉伯、巴勒斯坦四方展开激烈的交锋，而且要用自己毕生的经历和学术前途同几百年来同时统治着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展开激战，同现代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共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赛义德看来，无论是这个世俗的民主国家的建立，还是一种替代性叙事的展开，都有赖于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众的批判意识、历史记忆、怀疑精神等高贵品质的真正发挥作用。赛义德始终坚信，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记忆和怀疑主义同样不可或缺。借用他所崇敬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阿多诺的术语，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有效地拒斥“同一性思想”。也就是说，一方面，应该拒斥与“诸如民族、教育、传统、语言和宗教等肯定性力量塑造的固定不变的身份”相关的诸种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应该赞同与“边缘的，疏离的或反体制的力量”紧密相联的观念。③说到这里，我们必须直接面对赛义德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潜在的矛盾态度。
       五、潜在的矛盾态度
       事实上，赛义德在对阿拉伯政权的批判上存在着一个过分概括化的问题。换句话说，一方面，他经常批评西方话语在阿拉伯和伊斯兰问题上的西方话语本质化，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他本人有一种滑向本质主义模式的倾向。比如，他自己多次运用“阿拉伯民族特征”这样的本质化概念。最为严重的是，在《悲剧性趋同》中，他所诊断的对象竟然是“暴力和极端主义这些几乎是同样惨无人道的阿拉伯习性”。④诸如此类的表达，如果是欧美学者使用的话，赛义德恐怕是很难平静地接受的。当然，他也常常把埃及看作是一个拥有混杂性文化与文明的国度，而这混杂性的文化与文明正可以用来抵制专制。
       不仅如此，赛义德关于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写作常常存在某种双重视点：第一，他常常以反映自己立场的个人叙述，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换句话说，在他往往以“我们”之名说话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我们”之间依然存在着内在的差异，“我们”自己也并非铁板一块。第二，赛义德主张任何对客观性的主张都隐藏着一个别有用心的动机，但是他本人仍然提出了自己的有关巴勒斯坦叙述的版本，这个版本一方面矫正扭曲或错误的叙述，另一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是作为真实的叙述而出现的。事实上，赛义德几乎所有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著作都有一个潜在的假定：识别并讲述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揭示了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和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的真理——是有可能的。
       最为重要的矛盾在于，作为一个出生于巴勒斯坦，但却接受美国教育，在美国取得教授头衔并融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巴勒斯坦社团，还是在美国知识分子当中，赛义德总是能够自由往来，游刃有余。实际上，在赛义德关于巴勒斯坦的叙述中，他自己的“背景、语言、民族”并不能够真正给他提供任何的“确定性”。他的立场的复杂性导致了他自身的矛盾的出现，尤其是在将自传性的因素同普遍化的巴勒斯坦叙述结合起来的时候。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这些因素是最为醒目，也是最为重要的，它们也与赛义德在“我”和“我们”之间以及这些代词的实际所指之间的摇摆不定相伴相生。这一点，艾哈迈德说得非常清楚。艾哈迈德发现，在赛义德对“WE”“US”这些与认同问题密切相关的人称代词变化多端的运用中，存在着某种不诚恳的因素或者说嫌疑。他认为，“在不同的语境中，指涉巴勒斯坦、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整体而言的学术、人道主义、阿拉伯人、阿拉伯裔的美国人以及一般的美国人”的时候，这些人称代词的运用是“策略性的”。⑤在《没有世界的世俗性、呆在家里的无家可归》中，穆罕默德用“边缘知识分子”来界定赛义德的立场，他认为这种立场是“集体构造的乌托邦式的可能性”。⑥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确实，这反映出赛义德自身立场的潜在矛盾。
       注 释
       ① Edward Said，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London：Vintage，1992，PP205—213
       ② Edward Said，The Pen and the Sword，Edinburgh：Ark Press，1994，PP107—111
       ③ Edward Said，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London：Vintage，1995，PP353
       ④ IbidPP16，371
       ⑤ Valerie Kennedy，Edward Said：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72
       ⑥ Michael Sprinker，eds，Edward Said：A Critical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1992，P97
       ［张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