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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权的历史与危机
       生命权力的历史是以主权的生命政治结构为起点的，其目的是阐明当代政治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一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不是福柯所认为的“塑造生命”的多种过程的强化的时刻，而是赤裸生命“自我解放”的时刻。
       现代政治的特点并不是动物性生命被纳入到政治中，这一点本已历史久远，也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生命成为了国家权力投射及计算的主要对象。相反，关键的是，伴随着各个例外成为规则的过程，最初处于政治秩序的边缘的赤裸生命的王国逐渐开始进入政治领域，排除与包容、外部与内部、权利与事实，开始进入一个不可还原的无差别领域。
       由于这种危机，例外状态变成了规则，隐藏的主权基础显现出来了，暴露出政治现代性的特殊性。危机通过生命政治化的双重过程变得可能：一方面，生命不断嵌入政治秩序；另一方面，生命也越来越彻底地暴露于权力之中。和古代民主不同，现代民主的特殊性是它正向其反面，即极权主义靠近。
       1民主的困境就在于：它愈来愈趋向于权力，正如生命嵌入政治秩序更确切地说是嵌入国家中。在这方面，阿甘本似乎在福柯放弃的领域完成了接近福柯式的研究，因为紧要的是确定并揭露出权力借助司法符码显示自身的虚构性。正如对《人权宣言》和《人身保护令》文本的调查所显示的：生命本身，以出生和肉体的形式，被赋予主权原则。主权的虚构性是在出生地和国家之间的想像性联系。生命，这一实际上的主权主体，是主权最根本的却又晦暗不明的承载者。
       但这是一种矛盾性的嵌入：人对权利和自由的要求恰恰刻入到人对权力的屈从中。“因此，也有了现代民主的特殊困境：使人类自由和幸福的愿望恰恰以标志着其从属性——‘赤裸生命’——的形式产生影响。在承认的权利和形式上的自由之间漫长而纷争不断的过程背后，再一次站立起带有双重主权的神圣人类的身躯”。每一主体都通过将他或她的生命嵌入政治秩序中并从属于权力来重复这种生命的例外（exception）情态。
       民族国家的危机，即出生和民族之间联系的危机，最终导致了生命—政治的现代性。主权的虚构性在某种方式上被另一种虚构性或被另一种本雅明称作“被压迫者的传统”的历史所揭示。难民的形象，按照汉娜·阿伦特在《帝国主义》中所描绘的，呈现为这另一历史
       * 本文（上）见本刊2007年第7期。的症候。另外，在分析人权的虚假性时——这些权利最初是反对新的国家主权的保护工具，但在面对难民时暴露出实践的薄弱性——阿伦特谈到了类似赤裸生命的观点：“当自称信仰人权的人第一次面对那些确实失去所有其他特性和特殊关系的人（除非他们仍然是人）时，基于假设的通常意义的人的存在的人权概念，就不起作用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神圣的抽象的赤裸状态的人类。”
       难民仅仅是赤裸生命。通常来说，难民的赤裸生命既然被宣称为人，就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但现实中，难民的存在表明了人性概念及人权宣言的苍白与无聊，这些概念和宣言并非对永恒价值的声明，而是有着明确的历史功能。从民族国家的危机那一刻起，生命就不再出现在这个系统中。生命成为了政治的赌注和问题。现代民主跟极权主义一样，应该被解读为对危机的一种反应。权力要避开生命在国家中的嵌入，而直接应对赤裸生命。
       2分析极权主义就是分析对政治空间危机和系统管理缺乏的反应。极权主义是一种更加直接地投入于生命的政治，使生命直接政治化。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把权利的丧失——如犹太人被当作二等公民——推向制造赤裸生命，然后将其推向灭绝。灭绝必须放在残杀赤裸生命的司法—政治秩序中而不应放在大屠杀的宗教暴力中来理解：“让牺牲者难以面对而我们又必须有勇气不用牺牲的面纱来掩盖的真相是：犹太人不是在疯狂的大屠杀中被灭绝的，而是如希特勒宣称的，‘被当作虱子’，也就是被当作赤裸生命被灭绝的。”我们不能仅按照灭绝的范式来思考纳粹政治，还应把它看作赤裸生命的制造。
       极权主义有两个特征：一方面，权力直接决定生命，也就是决定生命的价值的有无。正是基于这一点，安乐死和人类试验得以实践，因为在这些实践中，生命被界定为“价值缺失的生命”。在民主中，对那些被称为“价值缺失”的生命，如被判死刑的囚犯，进行着相似的人类试验。特别是，纳粹主义制造了一个被歧视和从人口中排除的民族——即那一特殊的生命，犹太人的生命。另一方面，极权主义的第二个特征：生物事实成为政治的对象，而政治必须按警察的术语来理解。由警察的积极作用表现出来的迅速增长的对种族的担心，和由对外政治表现出来的反对外敌的斗争相一致。这两者的不可分割是政治学和生物学的相互纠缠决定的。纳粹主义，按照阿甘本的观点，是可以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
       面对那些认为集中营是现代性的母体的人，首先，可以考察对福柯式种族主义分析的评论，这没有在《牲人》中，而是在后来的《奥斯威辛的遗物》中表述的。这里，阿甘本评论道：福柯式的种族主义分析是解决生命权力悖论的一种模式，即通过一种意在制造生命的权力来悖论式地行使对死亡的权力。他想要“追随”福柯的研究并揭示生命政治停顿的变动性，这变动性不断地用分离并排除一个生命的方式——即犹太人的生命——来加强并使另一个生命——日耳曼人的生命——显露出来。然而，阿甘本在两点上偏离了福柯的立场。首先，阿甘本认为，两种功能——生命权力和杀戮——二者在纳粹政权中是并行一致的，不能分开（而福柯认为，二者尽管有交叉之处，还存在多种不同）。其次，以此为出发点，不能把灭绝当作是用来理解纳粹主义和在集中营中发生的事件的排除性范例。而赤裸生命的制造，能解释这双重过程。某种程度上，按照制造赤裸生命即是要制造死亡的逻辑，集中营也就和灭绝营联系起来了。
       因此对阿甘本来说，种族主义在某种方式上“超越了种族”。它在人民和人口之间制造了断裂，通过排除对其有生物危险的人口而显现的人民，渴望这种断裂，以求到达一个不再有断裂能起作用的门槛。这事实上是幸存者的生产。权力首先以限定生命的方式决定生命，决定其价值的有无。这就是20世纪生命政治的特点：“不再是制造死亡或生存，而是制造幸存。我们时代生命权力的决定性活动不在于制造生命或死亡，而是制造大量的几乎无限的幸存”。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揭示出生命政治的决定性，更概括地说，是使在生物生命自身（即“赤裸生命的世俗形式”）中区分生命价值的门槛和指定生命不再和政治相关的界限的逻辑明确了。
       3集中营可以看作是现代政治空间的母体，但绝不是简单的历史现实。它是和例外状态相一致的，只是已变成了规则。阿甘本提出了一种探讨集中营的方式。不从集中营中发生的事件来推断出集中营的定义，而是会问：什么是集中营？它的政治—司法结构是什么？这样的事是如何在那里发生的？这将引导我们不把集中营看作一个历史事实或一种属于过去的畸形物，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把它看作隐藏的母体和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空间的规范。
       集中营使权力和生命之间有了必要的直接联系。这是赤裸生命栖息的新的稳定的空间秩序，而赤裸生命又越发不能在这一体系中出现：这样生命就成了主权彻底捕获的对象。
       从规范和生命之间都存在无差别的多种状态来看，有一点很清楚，即集中营不单单是一种历史现实，更是一个操纵者甚至是一台机器。在这些状态下，规范加之于生命，使生命跟规范缠绕在一起。现代性从集中营母体的角度看被概念化了，使人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他作为活的生命和作为政治主体的存在之间进行区分。正如阿甘本所说的，集中营的形象是悖论性的：为了消除奥斯威辛的非确定性，他采取了一种不可能思考权力模式的多样性及特殊性立场。通过同化主权权力和医学权力，通过将集中营作为一种普遍的形象，通过不精确地提取不同现实和事件共有的结构（如集中营、灭绝营、拘留营、机场拘留室和难民营），阿甘本在局部空间中探讨了这些事件。将集中营分析为政治空间的一种形式，这种转换是一种还原。集中营所规范的政治空间，被还原为行使权力的特殊模式：即对生命价值的决定。
       
       将主权重新界定为生命权力意味着对福柯的假设的修改，这带来相当大的变化，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和福柯的研究完全不一致的构想。阿甘本致力于将生命权力扩展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的方法只是降低各方面的重要性：对福柯假设的扩展和推向极端，只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还原。矛盾的是，我们因此面对的是一个因为太过于还原而过于宽泛的权力概念，这一概念无疑依赖于关于赤裸生命的含混观念及其与像集中营一样运转的权力之间的联系。然而，在阿甘本的分析中，有趣的是，它使我们看到生命权力在主权机制的核心实施，正如难民所显示的那样，而这关系到公民权问题。主权是按照门槛和区分的逻辑运转的，这不仅涉及人口的生命过程，而且还同幸存有关。阿甘本的考察因而是对主权的原初的虚构性的考察，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他的考察关注的是权力在法的符码中展现自身的方式，以及权力“规定我们想像它的方式”，从而显示了——在它们的还原性同化背后的——门槛及区分的复杂过程。
       这样，阿甘本完全修改了福柯的权力概念。一方面，他没有再回到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所讲的权力概念的某些有力之处。事实上，重读霍布斯就清楚地证明，这不是传统的对主权进行质询的问题。阿甘本既没有从权力中止的角度，也没有从个体本身因为被征服而放弃某些东西的角度来思考主权；这不是一个有关理想化的国家起源的问题。另一方面，主权并非压制性的权力。主权是在排除例外的悖论状态中通过主权决定实施的。它在禁令的关系中构建，在每个和他或她自己生命相关的公民身份的复制姿态中奠定并维持自身，这样，每个个体“变成了统治秩序的……主体和对象”。权力的逻辑也就是排除和纳入的逻辑，它指定了对生命、对生命的价值，也就是对人类反复进行界定的门槛。然而，就有关考察主权和单一权力理论的双重研究来说，阿甘本的分析根本不同于福柯的假设。无论怎样，阿甘本事实上被限制在一种权力及其逻辑的领域而没有考虑到权力机制的多样性。权力，按照集中营的模式，被理解为制造区分的机制；在这方面它被还原为一种范式的逻辑。按照阿甘本的观点，生命权力只是以危机形式对主权结构的展开。阿甘本把它当作一种范式，而不是如福柯所做的，寻找权力行使方式的断裂和历史转型。
       抵制权力
       抵制必定立足于权力中最关键的领域：生命。在《性史》的第一卷中，福柯写道：“生命作为政治客体，某种意义上是正面获取价值又反过来反抗控制它的体系的东西。”政治斗争基于生命：这种对于生命、身体、健康、幸福、满足需要的权利被解读为一种“对不是源自传统主权的所有新的权力程序的政治反应”。这是一个在权力技术中运作的反抗征服的过程的问题。在《性史》接下来的几卷中，福柯思想中的主体维度通过对“自我的呵护”的考察得以强调。福柯的结论和政治主体无关，而是和始于权力关系的主体构成有关。生命权力仍然是技术的群集，如同洪席耶在《争论》（The Disagreement）中所描述的，这些技术在警察的登记簿中起作用：这是指定位置的逻辑。
       在阿甘本的著作中，抵制生命权力的答案是分散的，只有在《牲人》的最后几行中有所表述。福柯在其著作中谈到，生命必须反对权力的运作，必须反对权力的区分和“还原”。关键是对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利用。在这方面，对生命政治概念的否定性理解朝着生命可能性的方向发生逆转。为了反抗主权中禁止条例的繁殖，这种可能性必须建立起内聚力来反对各种区分：必须把生命纳入一种新形式，某种程度上，这显然又回到了福柯的分析：自我实践提供了一种生命形式，但阿甘本转入了另一个方向。当然，这种生命形式和生命从国家中解放出来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脱离所有符码化的归属形式，脱离和国家的认同——但这种解放要靠成为一种模糊的单一体而获得，阿甘本在《未来的社区》（The Coming Community）中称之为“无条件的单一性”。简单地说，阿甘本将《牲人》中的赤裸生命的消极不确定状态转变为积极不确定状态，表现为无条件的单一性。“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和主权相连的牲人的生命，变成了权力似乎不再能控制的一种存在。”
       这迫使阿甘本改变已有的判断。《牲人》的最后一页说明了将已是权力生产标记的赤裸生命转变为一种生命形式的必要性。“这个生命政治肉体即赤裸生命必须反过来变成一种完全耗尽的赤裸生命和仅只是动物性存在的生命形式的形成与安置之处。”彻底脱离权力和主权困境，即是向可能性的折回，这和权力不再“掌控”有直接关系。阿甘本的意图是在任何禁令、现实甚至和政治组织的关系之外思考某种可能性，从而进入一个和这些因素彻底分离的状态。其解答是形而上的，并和特定历史图景密切关联。对阿甘本来说，生命事实上最初是被当作例外而加以排除的。但这一被放弃的主权历史基础，从海德格尔的角度看，决定着这一历史的趋势，即走向它的原初状态。在一个不再有任何计划的时代，西方的历史政治的命运就是对赤裸生命的重新占有。在《开放性》一书中，阿甘本表明了“要把生物生命本身作为最高的政治（或去政治）的任务”。从这一点来看，有必要着手研究人的简单的事实的存在问题。已提出的解决方案表明了一种同时超越政治和国家的变动。在形而上学方面，必须解决政治问题，以便政治反过来可以完成人类解放的形而上学任务。阿甘本在《奥斯威辛的遗物》中提出另一种在主体的伦理方向上进行的解答。主体是一种残余，从弥赛亚的意义上讲，它就是剩下的，是在活人的言说方式和说话者的生命感受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形成的。
       走出生命政治的出路通过重置禁令和对已有判断的悖论性逆转标识出来了，这种逆转和阿甘本研究所依据的历史观点相一致。这样，一种生命模式出现了，其可能性和内聚力将构建未来的政治。这种肯定性的生命政治提出的问题是对赤裸生命概念的逆转，即从权力的基点转向生命的政治模式的核心。这样，赤裸生命就成为解决生命政治问的基础，这种解决不再是政治的而是伦理的或形而上的，概言之，就是为了抵制生命权力。
       结论
       最后，把握生命权力问题的关键和这一概念遇到的困难还是有可能的。生命权力，作为对权力机制的“谱系学”分析，这里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福柯的定义比较场所化，而阿甘本对生命权力领域进行了扩展，对与其相关的东西进行了考察。阿甘本对权力实施方式的分析前后一致并成功地更新了在司法—制度符码内部和在主权层面上的权力发展的外观，也更新了主权将赤裸生命纳入计算的方式。可以把阿甘本的分析理解为福柯研究的补充：在管理个体和群体的规范化和控制过程之上或之下，区分是在赤裸生命的层面上运作的，赤裸生命正是个体的残存。它以排除的方式，区分活着的主体和其他无辜但注定要去死的人，这些人的生命不受保护。赤裸生命本身，而不是人的存在或肉体，是一种司法政治建构，不是天生的或“自然的、超政治的事实”。极权主义现象使人（作为物种代表）的生存受到威胁，事实上这开启了一个思考难民、少数民族或贫穷国家居民天天面对的暴力问题的范例。然而，分析这种暴力时，不应该把它当作多种状态的混合或同化。在这方面，集中营就是一种问题框架，它不能代表政治的整体。
       但是这附加的观点出现在阿甘本对福柯的挪用中。按照阿甘本的观点：福柯关于“我们的生命是政治焦点”的表述，应该利用相反的表述来完善，即我们作为公民是把“政治作为我们的自然肉体的焦点”。这一补充取代了生命权力概念，又转向生命政治方面。如果阿甘本对主权的理解已从福柯所关注的问题转移到技术和权力的实施，转移到对生命中基础政治的研究，这跟福柯的假设就完全不同了。在这样一个福柯放弃的关于主权权力的领域中，阿甘本要思考的是那个统一的中心点，即一个在政治技术和自我技术之间“隐藏的交叉点”，它是生命得以进入政治策略的机制，是个体同他们身份相连的主体化过程。但福柯没有明确指出这个统一中心点。在把赤裸生命当成这一双重联系的中心时，阿甘本提出了一个不仅和福柯的看法不一致，而且本身就存在问题的权力概念。不可否认，赤裸生命是权力赖以存在的节点，也同时是政治秩序中的主体和对象。但是有两个难点。一方面，赤裸生命使我们了解了明确的政治机制不能代表整个的政治空间，至少对这一概念是否能有效地分析多种现象还存在疑问，尤其是种族主义的新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赤裸生命是政治得以重建的基础，那赤裸生命的定义应该已经改变了，不再像阿甘本在他对主权权力的分析中所介绍的那样，是权力的产物。事实上，这一术语意义的滑移表明它不仅在问题机制的内部而且也在积极的解答中发挥作用。从阿甘本依据的历史观点看，为了使生命内聚力抵制权力的分裂作用，问题之一就是重新利用被排除和忘记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仍是权力的产物吗？它没有变成我们必须重复的最初的事实吗？阿甘本事实上把赤裸生命描绘为“含糊的不确定的”概念，和“存在”一样，它成为了西方历史政治的命运。它的词义因而在有争议的“权力的产物”和积极但不明确的“政治生活模式的中心”之间摇摆不定；它根本上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生命权力的问题取决于对生命的决定。哪个生命是权力的目标这一点很清楚，但还不清楚如何以生命为基础重建政治，更不清楚如何将生命看作政治的真理。这就是从对生命权力进行谱系学分析过渡到试图赋予生命政治以内涵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
       ［靳琦：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