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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贾·查克拉巴蒂与斯蒂芬·卡伦伯格在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第19卷第1期(2007年1月)发表文章，回应了众多学者之前对他们的《印度的转型与发展》(2003)一书所作的评论，认为这些有见地的评论使他们重新审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与发展理论。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提出，他们的研究的目的是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通过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后殖民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理论渊源
       每本著作都是对以往知识传统的继承，在此，我们要感谢两个传统。我们首先要感谢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Resnick)和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的开创性作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重置于两大理论基石之上：即对剩余劳动的阶级分析和多元决定的认识论框架。我们试图在印度的背景下扩大和发展这种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多元决定的理论框架。我们要感谢的另一大传统是在印度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
       繁杂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之一是挑战、避免和超越东方主义。东方主义仍然深藏于南方国家的理论实践中，并且具有更灵活的形式。尽管我们赞成这种反对东方主义的斗争，并在我们自己的书里吸收了这些理论，但我们同样也发现后殖民主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时，它们把经济领域完全排斥在理论研究领域之外了。相反，去中心的、以阶级为中心的对剩余劳动所作的分析，把我们导向一小部分丰富的研究，它们试图在政治、文化和自然条件多元决定的框架中来重新认识南方国家的转型与发展，并把后殖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20多年来的历史，我们需要回顾南方国家中普遍的与印度特殊背景下的左翼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印度生产方式和庶民研究的讨论都须基于这样的背景来理解。这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和一般意义上的激进思想内部提出了一些特定问题，并试图寻找答案，这些问题主要有：
       1．什么是过渡?
       2．什么是发展?
       3．什么是第三世界?
       4．什么是霸权?什么是全球资本主义霸权?
       5．在这样的霸权概念的基础上，什么是反霸权?
       6．在印度这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反霸权斗争?方式如何?原因是什么?
       以上就是我们的研究的相关背景，我们现在对评论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解答。让我们概述一下《印度的转型与发展》一书出版三年以来所引发的种种论争，从而开始我们的讨论。
       回顾三年来的论争
       以阶级为中心的多元决定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反本质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东方主义的基础上的，在这种背景下，《印度的转型与发展》一书解构了印度独立后在关于生产方式、庶民研究和新自由主义范式的讨论中形成的多种关于过渡与发展的概念。它从理论和政策层面探讨了这些概念在印度是如何运作的。通过批判这些概念中残存的本质主义、历史主义以及东方主义，我们试图提出一种去中心的关注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印度这样的南方国家，同西方国家相比，过渡和发展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有人认为在这些南方国家中，关于“发展”的霸权话语建构了它们的政策，同时这种霸权话语也把转型构想为传统的第三世界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种话语无疑是以第三世界区别于、从属于西方为前提的。这种关于南方国家的东方主义观点融合了资本中心主义。《印度的转型与发展》试图提出一种替代性的以阶级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与发展理论，以反对资本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
       在这种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中，过渡被去中心化了，它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异质的、多元决定的社会整体。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的阶级进程中，其多样性和混合性的共时结构和历时变迁。当我们审视这种中心消解的过渡时，发现历史并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它既没有按照黑格尔理性目的论所指示的那样经历各阶段的发展，也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期不完全一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从去中心的阶级理论出发重新思考发展和人的需要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引入并发展了生产剩余、社会剩余和需求这些概念，同时发展了共产主义，认为后者包含了两个不同然而又不可分割的因素，那就是：消除剥削(伦理上的因素)和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的因素)。
       因此，在发展这个领域，我们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想法表述成以扩展的共产主义为形式的进步。我们详细阐述了为什么消灭剥削和公平分配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扩展的共产主义中的各种互相矛盾的环节。我们认为，作为进步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尝试发展共产主义，并从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的立场来改变社会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为发展而进行的斗争就演变成了为某个具体的国家实现发展共产主义而斗争，并全力保护其取得的成果。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为发展而进行的斗争必然是开放性的，在非目的论的、去中心的过渡进程中展开，同时受到发展了的共产主义中的伦理一正义立场的束缚。
       通过去中心的社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去中心的过渡方式，通过用生产剩余和社会剩余基础上的阶级和需求术语打开的社会空间，通过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这个社会空间进行的分析，我们对自由化进程中的印度经济中正在发生的转型和发展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时也提出了理想的、进步的政治实践方法。我们描绘了一种替代性的关于印度的转型与发展的历史画面，描绘了跟霸权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完全不同的替代性的关于社会实践的想像。事实上，就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重新思考发展问题而言，我们认为雷斯尼克的评论抓住了关键。
       庶民和西方式的怀旧
       马里哈·萨夫里(Maliha Safri)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庶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她认为自斯皮瓦克介入后，庶民研究就不再是本质主义的了，她指出了把权力分析与阶级分析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萨夫里认为我们忽视了斯皮瓦克的贡献，实际上，就我们所讨论的转型和发展问题而论，斯皮瓦克所言甚少，而这一话题在印度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是讨论的一大热点，同时它也是庶民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主要的研究框架。我们知道庶民研究存在各种流派，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其中关注印度的转型与发展的那些部分。
       这种说法并不是试图批评庶民研究学派，也绝不是试图改造这一学派。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是对庶民研究这个大范畴中某个具体的子范畴——其中的过渡和发展理论——作批评性的解读，同时在不同的霸权空间中拓展这一理论。所有关于阶级、意识等概念的讨论只有
       在它们被用于庶民研究理论中关于过渡和发展的讨论时才有意义。当我们讨论庶民研究中存在的张力时，我们只是再一次揭示了过渡和发展理论中的种种差异。我们也发现庶民研究正向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例如，斯皮瓦克和迪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研究。我们欢迎这些研究。但是庶民研究的这些新立场都没有具体地涉及过渡和发展问题。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关注拉纳吉·古哈(Ranajit Guha)和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从某种程度上还包括迪普希·查克拉巴蒂)的某些作品，他们都试着阐述一些具体概念，如庶民、意识、阶级等等，试图阐释过渡和发展问题。当然，只有读者才能判断，我们对庶民研究中关于过渡和发展理论的批评到底有多少转换成了对庶民研究本身的批评。在关于印度生产方式的讨论中，庶民研究涉及了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讨论它的所有问题。
       说庶民研究在斯皮瓦克之后就发生了改变，大家在研究方法上都追随她，我们认为这强调了斯皮瓦克对庶民研究和印度激进主义的影响，虽然这两者仍然是极其多样的。正如雷斯尼克(2007)敏锐地指出的，我们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大家意识到这种丰富性。事实上，庶民研究同本质主义的分道扬镳，这还不是庶民研究最大的变化。庶民研究最根本的变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避。斯皮瓦克和迪普希·查克拉巴蒂的重要性在于逆转了这种趋势。
       我们认为有必要弄清楚庶民研究学派的研究计划及其原初动力。《庶民研究》第一卷也许是弄清这个问题的最好出发点，尤其是拉纳吉·古哈的文章，它被认为是庶民研究的宣言。在这篇文章中，古哈清楚地指出，庶民研究一开始是为了创造出一种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以区别于关于印度生产方式争论(其特征为经济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后者也试图重新思考印度的过渡与发展问题。正如古哈在下面的一段话中所说的，印度殖民史学的中心问题是过渡问题：“是该对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失败进行研究的时候了，这种失败源于资产阶级的不充分性，也源于工人阶级的不充分性，他们没有战胜殖民主义使革命获得彻底胜利，也没有能够把它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不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19世纪的经典的模式还是更为现代的由工人和农民领导的模式(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模式)。对这种失败的研究构成了印度殖民史学的中心问题。”
       在这一点上，《庶民研究》侧重于讨论庶民在西欧型革命失败的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此时，资本主义已经羽翼丰满(资产阶级的霸权不容质疑)。这事实上强调了庶民自主领域及其在印度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识，从权力的角度来说，它同关于印度生产方式的争论完全决裂了，这些才是我们研究、赞赏和批判的对象。
       萨夫里认为应该关注阶级和权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事实上，我们还应该关注阶级同性别、种族、资历、性取向和财产权之间的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不能单独存在，而是在与包括权力因素在内的种种关系中存在的。在阶级分析中不应该排除或削弱权力因素的重要性。我们质疑的是庶民研究中的权力本质主义，他们把剩余劳动的组织化约为权力的某些方面，质疑他们的转型逻辑中隐藏的历史主义。在庶民研究的过渡与发展理论中，权力不仅仅是一个切入点，更是一个社会其他因素都可以被化约的根本点。具体地说，我们试图借助剩余劳动的组织来证明这一点。通过以阶级为中心的分析，我们试图把剩余劳动组织从权力本质主义的化约论牢笼中解放出来，并在社会构成中阐述它的重要性。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萨夫里把我们的分析指向了佃农。事实上，佃农被引入我们的讨论是为了准确地说明以权力为中心的分析是不同于以阶级为中心的分析的。要理解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就必须要明白我们所概括和强调的剩余劳动组织的重要性，在庶民研究中它被权力的本质主义涵括了。诸如剥削这样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是非常具体的，我们在此试图努力保留这个范畴的具体性。在这样做时，我们并没有贬低权力或它在剩余劳动组织中的构成性作用。那当然是与我们多元决定的方法论立场相抵触的。
       假设印度农村中上层种姓的地主和高利贷者把货币资本和土地提供给下层种姓的佃农。然后，佃农可能雇用其他劳动力来生产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考虑到深植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权力结构，后者被前者所支配。庶民研究学者也会认为这种支配一被支配关系涵括了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因为统治阶级拥有财产权(剥削的前提)，而被统治阶级没有财产权(受剥削的前提)。在剥削和权力关系中，佃农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因此，把阶级层面降低到种姓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中，就形成了一种关于阶级的权力理论。现在让我们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上述关系。毫无疑问，权力关系决定了上下种姓之间的社会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关系和占有机制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尽管上层种姓支配着下层种姓，后者中的个体——佃农——将占有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并把其中的一部分当作阶级成本付给地主和高利贷者，因为后者为他们预付了土地和资本。跟庶民研究中关于阶级的权力理论不同，佃农有可能成为剥削者或自我剥削者。权力关系不能决定个体是否遭到剥削，事实上是跟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相联系的社会过程决定了个体是否遭到剥削。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关系对剩余劳动的生产机制毫无影响，事实远非如此。由于我们这个例子中提到的权力关系的存在，地主和高利贷者会索要大量的剩余产品，其数量高于通常所说的阶级成本。这样就会影响到佃农存留的剩余产品的数量，影响到下一阶段的生产投入，从而抑制生产。但这些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如果佃农雇用了劳动力，那么他就成了剥削者。否则，他就是自我剥削者。因此在我们的这个例子中，佃农和地主、高利贷者的关系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中是不一样的。在庶民研究看来，佃农、地主和高利贷者之间的关系是权力关系决定了剥削关系，而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分配者和获得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庶民研究学派的权力理论消解了阶级概念，因此，当他们试图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制进行探讨时，得出了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的结论。关于阶级的权力理论揭示出了支配一被支配关系中的复杂性，但却不能解释剩余劳动的占有、分配和获取机制。
       我们希望上述内容能有助于澄清我们的分析对象，有助于澄清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批判性地看待庶民研究，我们试图围绕阶级概念，在反本质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东方主义的框架中来重新建设一种关于过渡和发展的理论。
       转型与发展并不是一次性的重大社会变革，它是长期的、无止境的社会斗争，不仅涉及剩余劳动的生产、分配、占有和接受的组织方式，还涉及超越社会剩余、超越阶级、超越需求的斗争，从而使社会向某一特定方向发展。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视角的敏感性，我们提出了在这些斗争中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