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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哈·萨夫里在美刊《反思马克思主义》第19卷第1期(2007年1月号)上发表文章，对安贾·查克拉巴蒂和斯蒂芬·卡伦伯格的《印度的转型与发展》(2003)一书作出了评论，涉及该书中的两大问题：对印度庶民研究的评论和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新论述。萨夫里认为，尽管庶民研究小组奉行“策略上的本质主义”，但是其研究的切入方式与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相似。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重新论述了每一个经济层面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观点，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帮助一切生活在“贫穷王国”的人的必要性。这个新提法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经济学在内的多种不同社会思潮都有深远的影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的《印度的转型与发展》(2003)一书重点研究在关于发展的争论中不同形式的本质主义如何阻碍了不同经济蓝图的形成。他们分析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士对印度(广义上讲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进行的争论。因此该书能够给继续探索农业发展与经济转型的社会理论家(不仅是印度的)带来积极影响，绕开理论上的僵局，即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否已被与之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所替代。通过一种反本质主义的阶级框架，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对下述思想作出了贡献：不管是全世界还是印度，社会形态都是不均衡的，是由众多不同的阶级和非阶级因素构成的，它们会变化、繁荣并且消失。
       本文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该书对庶民研究所作的理论探讨，该书声称庶民研究著作中存在着一种刻意的关于权力的本质主义。本着批判的态度，我希望能在庶民研究理论家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一场对话；二是讨论该书作者以及其他很多著名学者以不同方式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理论拓展的问题。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把伦理观引入剩余价值概念中，对“社会剩余价值”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这很有希望打破另一个僵局，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应该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剥削概念，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坚信马克思的剥削观首要的而且主要的是一种伦理立场。
       阶级与权力
       斯皮瓦克在1988年发明了“反对常识”的阅读法，用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方法推动和改变以往对精英／庶民二元对立的看法。与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相似，斯皮瓦克批评了关于庶民中存在的自动的主体性和纯粹意识的观念，因为这如果成立，就意味着庶民(从整体上讲)拥有发言权，他们可以被代表。她用“空白空间”(blank space)概念取代上述概念。她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在这个空白空间中提出理论，以防止精英的总体化意识主宰庶民，用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的话来说，就是防止一种全面的、总体化的社会过程。
       接着斯皮瓦克的研究，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庶民是如何被代表的”?研究庶民的史学家们开始在过去的史学著作中寻找“庶民是怎样被代表的”。这样，庶民研究理论家的研究就从试图再现庶民的真实意识转移到分析历史文本中的空白空间上来。由于斯皮瓦克的理论介入，从《庶民研究》第三卷开始，关于真实再现庶民意识的问题就悄然隐退了。所以说，斯皮瓦克与庶民研究小组的联系导致了庶民研究小组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的改变。我认为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提出的阶级理论同样能够改变庶民研究理论家们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当然他们必须清楚地阐明权力和阶级如何可以被结合起来去阐释被剥削与被压迫者可以占据各种不同的阶级地位的问题。倘若不设法阐明这个问题，庶民理论家就很难把阶级结构问题和庶民研究结合起来。
       在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看来，庶民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研究的范围过于模糊，其后果也许是忽略了对创造剩余价值的阶级的了解。以阶级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试图区分那些不公正地分配和占有剩余价值的人和那些受剥削、受压迫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人；与此不同的是，庶民仍然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其中主体是根据是否掌控相对于他人的权力而被加以区分的。庶民的范畴有时包括剥削者(如占有无地农民的剩余劳动成果的贫穷农民)，有时也包括被剥削者，它的取舍标准取决于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个人是否处于“被统治地位”。
       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认为，对分析过渡与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士来说，阶级和权力的区分很重要。换言之，阶级分析能对已经或正被列入庶民研究理论家们日程上的政治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赞同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对经济去中心化的看法。在去中心化经济状态下，不同的阶级因素相互影响，对所谓的“庶民”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假如庶民研究学派能够有效地应用这一观点去提高他们的分析水平，丰富其政治见解，那么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也许会接受庶民研究理论家把权力视为经济关系中重要一环的观点。但是，庶民研究实际上削弱了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力图促成的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政治立场。
       例如，上等种姓的人把钱贷给佃农，把地租给佃农，佃农又雇用无地的劳工。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认为，庶民研究理论家会给佃农贴上庶民的标签，得出佃农受放债人剥削的结论。而在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看来，把重点放在阶级分析上可能会得出佃农剥削无地劳工的结论，而佃农同时又为借贷者的分配要求所左右，但佃农并不是受到了剥削。阶级分析在揭示社会关系和搞清楚谁是被剥削者这些问题上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为什么不能把两个分析框架(一是阶级、二是权力)结合在一起呢?由于阶级分析可以具体阐明剥削如何也能导致对特定阶级的主宰，因此阶级关系可以视为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犹如权力关系也可以视为阶级关系的组成部分一样，不过是许多组成部分中的一种。
       庶民研究受到福柯及其谱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试图颠覆权力是均衡的、有序的这种观念。这些理论家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挖掘已被抛弃的残存的混乱世界，探索似乎无足轻重的社会和种姓制度中的庶民行为。庶民研究理论家拥有一项政治日程表，这表明被剥削者已经开始进行政治上和伦理上的抵抗，这一行动本身可以作为当今印度激进活动的组成部分而扩散并壮大起来。在我看来，这两方面的工作缺一不可。
       社会剩余价值、伦理与阶级
       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在著作中还探讨了另一个大家颇为关注的问题，即在替代资本主义剥削的众多方案中，谁将被“允许”去分配和占有剩余价值。有的理论家倾向于“股份”制，认为那些为他人提供生活条件的人也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书中，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在此问题上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不管是在全世界还是在印度，那些不具备生活条件、但是必须被当作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比如遭遇饥荒的难民)有权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他们为此提出了“社会
       剩余价值”的概念，即超越生产性的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
       与乔治·德马蒂诺(Genrge Demartino)对阶级正义的看法相似，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了一种伦理准则，如果付诸实践，它将与社会的民主进程息息相关(反之亦然)。生产用于扶持社会和保持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剩余价值，这一观点成为了全社会共同的伦理的动力。通过这种方式，生产者、占有者和分配者在同一个阶级层面上联系起来，并共同为某一特定的社会领域(这样的实体可以大到国家、乃至全世界)承担责任。基于这样的理解，伦理(满足印度和其他国家中的社会需要的伦理)在影响阶级因素的每一时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生产者必须考虑和处理如何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又不伤害那些养家糊口的工人，不增加他们受剥削的程度。换言之，解决生产与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问题不应该通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办法来实现。这样的举动会通过加重剥削程度来扩大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当然不应该同时减少工人赖以生存的价值量。
       分配者不但要考虑到生活条件的提供者，而且自己还要投身于公共事业。因此，创造“社会剩余价值”要求在生产、占有和分配剩余价值的整个过程中都进行协商。当然要有集中的机制，作者暗示这些机制会让协商过程变得不那么复杂，而且还让分配者不用去处理一个接一个的具体投诉。最终，协商程序要求所有各方民主参与，这主要是因为要求他们信守伦理上的承诺以满足社会需要。
       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把伦理价值纳入了剩余价值概念中。我认为他们显示了阶级政治中正发生的巨大转变，即“公共”伦理并不是简单地与资产阶级的平等权和财产权观念等同，从性质上讲，它涉及不同种类的伦理、政治和主体性。在马克思的某一政治类型中，剥夺生产者接受和拥有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法律权利意味着社会容忍了一种“社会盗窃行为”。只有生产者具有对剩余价值的完全的支配权，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这表示朝着平等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或增加了人们的发展机会。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新图景，即任何人都不能独占剩余价值的分配。
       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支持使用不同的规范标准(为了满足生产与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需要)。该标准通过阐明个人的阶级属性与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伦理层面谴责了剥削。这不会削弱生产者对自已创造的剩余价值行使的控制权，相反，这样做是朝着比他们当前参与的阶级地位更高的共产主义的主体性方向迈进。查克拉巴蒂和卡伦伯格对发展共产主义和发展共产主义的主体性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