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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伦德拉·D．夏尔马是美国旧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美刊《当代历史》2006年4月号上发表了题为《面临挑战的亚洲巨人》的文章。该文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沿袭的是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而印度则采用了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了两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哪些经验可以相互借鉴。文章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这两个居住着近2／5世界人口的亚洲巨人，长期以来就是比较的对象。如同以往，今天经济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60多年前，当这两个国家同样面临着经济落后、贫困和文盲等巨大问题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时，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就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近几十年来，随着两国都开始接受市场与全球化(中国始于1978年，印度始于1991年)，人们一直致力于比较两国的市场一体化战略，并确定谁的发展道路更具可持续性，彼此有哪些经验可供对方借鉴。近年来，又出现了有关起步较晚的印度能否超过它的北方邻国的争论。
       诸如此类的比较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并不多，因为中国和印度在某些方面十分不同——不仅它们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看法不同，而且它们各自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变化无常而采取的行动也不同。两国增长轨迹的原动力是不同的。但是，各自都有经验教训可供对方借鉴。的确，两国的持续增长将取决于它们能否迅速有效地处理经济结构和体制上的大量严重缺陷的能力。不同的引擎
       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一度贫穷、闭关自守的中国，凭借1980—2004年间10％的年均增长速度(2005年为9％)，如今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实际上，根据以购买力平价(一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务价格的衡量标准)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银行现将中国经济列为第二位。
       印度的发展虽未如此令人瞩目，但1991年后的改革使得它的经济从1992年起便以超过6％的年增长率递增。事实上，印度的GDP年增长率在2003年达到了7．3％，在2004年和2005年均超过了8％。两国的发展已转化为人均GDP的大幅增长。在中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071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4726美元。同期，印度的人均GDP从1255美元增加到2732美元。
       但两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各不相同。中国庞大而多样的制造业带动了增长，而印度的增长则是靠服务业，主要是由信息技术(IT)不同寻常的发展所推动的。中国毫无疑问已成为世界工场。10年前，它与世界的商品贸易总额大约为2800亿美元，2004年已将近1．4万亿美元。
       2003年印度的商品贸易仅居全球第30位(在全球份额中仅占到微不足道的0．7％)。另一方面，印度的劳务出口则以商品出口两倍的数字猛增。1995—2000年间，印度IT业创造了42％的复合年增长率纪录。2002年印度IT出口总额达100亿美元。同比，中国只有15亿美元，而且40％左右的中国IT出口额都与印度在华的IT公司有关。
       沿袭着曾被日本、韩国和台湾所成功采用的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中国的产业发展得益于它巨额的国内储蓄(占GDP的50％左右)、价格低廉且相对熟练的巨大劳动力资源以及大胆而深入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对外商的所有权限制极小并实行了自由的投资管理体制。这些条件吸引了如潮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在出口产业。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2003年底，外企在华投资约5000亿美元，占中国制造品产量的1／4强。2004年中国又吸引了约61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相比而言，印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依然固守着甘地简朴的自力更生原则和凯恩斯的进口替代理论，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不相信市场并排斥国外投资和进口货物。结果，印度现在基本上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它在全球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并且平均贸易关税仍高达22％，远远高于东盟8％的平均水平。
       除有限的国民储蓄、仍未完全自由化的工业和制造业以及严格的劳动法外，印度对国外投资者自相矛盾的管理态度也妨碍了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这些投资是印度使其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的制造业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这也无助于印度摆脱因不可靠的基础设施而负重累累、痛苦不堪的局面。在印度许多地方，老朽过时的电力系统继续成为工业发展的绊脚石。即便供应充足，用电也是通过国家垄断的配送企业进行销售，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也已破产。2004年印度只吸引了53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比2003年的43亿美元略有增长。
       新经济
       那么，在缺少中国所具有的那种优势的情况下，印度能够实现引人注目的经济转型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全球化带来的大胆创新的新经济。乘着IT浪潮，印度能够克服那些一度不可逾越的限制。特别是，高速互联网和相关电信网络在全球的拓展使得地域上无关的国家和企业之间建立了15年以前完全不存在的各种联系。这就使得印度企业家和大量熟练的、价格低廉并讲英语的技术人员能够靠IT革命赚钱。
       在较短时间内，印度已经成为各种IT机构落户的选择对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班加罗尔(Bangalore)的主要科技中心“电子城”以及班加罗尔南部的班纳加答(Bannerghatta)路的黄金地段，在这里聚集着诸如甲骨文、国际商业机器(IBM)、埃森哲、戴尔、惠普、人民软件、霍尼韦尔、英特尔、孟山都、美国运通、通用汽车以及无所不在的微软等跨国公司。在这里，从高级软件生产、程序设计、数据处理、网络管理、系统集成到多媒体开发、商务外包和呼叫中心处理，一应俱全。
       即便是颇为讲究的呼叫中心活动也在价值链上一路攀升——从填写销售订单、数据录入、工资表处理、为西方公司提供实时客户支持到医疗数据转录和复杂的金融分析。印度会计师和金融分析师不仅被雇来为美国人准备税收返还报表，还要为华尔街撰写经纪报告(brokerage report)。的确，任何能以数字化处理的事务已经或者正在被转移到班加罗尔、清奈、孟买、德里以及印度其他地方，因为不管是低端的还是复杂的IT工作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完成，价格成本只是北美或西欧的一小部分。
       沿着价值链攀升
       印度以服务业为导向的战略向国际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假定提出了挑战，这些假定长期以来建议，工资水平低的国家最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将创新和资本密集型活动留给经济发达国家。印度向这些假定提出了挑战，因为全球化已经使得发达国家中一些传统上不可交易的工作(nontradable job)变成了可交易工作(并因此容易受到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竞争)。在向价值技术链顶端攀升的竞赛中，印度已经
       取得了成功。
       中国IT以从中吸取的教训十分明确：中国经济必须逐渐在价值链上攀升，因为正如保罗·克鲁格曼发人深思地在1994年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所指出的，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提高总要素的生产力所获得的增长是无法永远持续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靠总量扩张(或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的，此类投资现占GDP的50％以上，超过经济发展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
       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增长，它的经济基础要想沿着制造业的价值链攀升，并扩展到服务业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先进的软件开发和制药等产业，它就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并培育大量世界一流的大学生，尤其是工程和理科大学生来提升它的人力资本存量。尽管中国已经在大量培养大学生，但绝大多数人仍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必需的技能。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至关重要。
       回到农业
       中国和印度的经验证实，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强大的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尽管人口总量在增加，但印度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口已从10年前的40％下降到今天的25％左右。这意味着在过去10年大约有1亿印度人已经脱离了赤贫状态。在中国，效果甚至更加令人瞩目。1981—2001年间，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从53％下降到仅为8％。这意味着整个中国脱离赤贫的人比20年前减少了4亿多。
       如何解释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显著成绩?印度从中又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呢?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以制造业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有利于大规模创造就业(从而减少贫困)，但之前进行的改革的作用却并非总是得到人们的认可。尤其是，农业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民收入的增加，这一各种改革的直接后果，反过来导致了乡镇企业这—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部门的发展。尽管受制于市场竞争和严格的财政预算限制，但这些企业享有在国家计划外运营的自主权，因而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使得它们能吸纳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来。
       在印度，改革和繁荣基本上忽略了农业这一约占GDP的20％但为约70％(或7亿)的人口提供生计的部门。印度的农业仍旧依赖变化无常的季风气候，在过去6年中的年均增长率不足1％。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和创造就业一直非常缓慢。并且，由于约1．9％的年人口增长率，农民的收入增长一直陷于停滞。
       在强调农业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的同时，尚未完成的工业和制造业改革仍然使印度经济被许多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所牵累，并且，工业缺乏充满生机和持续性的增长，这更加限制了低技能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可能性。
       尽管各届印度政府已减少了公有部门和小规模工业部门(厂房和设备投资不超过25万美元)的数量，但这些数字仍然太高。实际上，这些保留政策在工业部门内部建立起了保护性的“领地”，给竞争力、创新和创造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尽管大企业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但服装、玩具、鞋、皮革和纺织产品的生产继续被留给小制造商。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印度的劳动法使得拥有超过100个雇员的企业在裁减雇员时要付出昂贵代价。结果，正规部门企业(即登记在册并缴纳税收的企业)不愿吸纳新员工。因此，印度绝大多数就业是非正式的，并存在于避税和低效的小企业中。逐渐地，这些规定和做法严重限制了印度的出口竞争力和就业机会的创造。
       “辉煌的印度”
       既然印度的服务业倾向于为有文化的城市人口创造就业，它的增长对收入分配和消除贫困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2004年4月印度大选的结果。沉浸在国家经济复苏的喜悦中，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将引人注目的“辉煌的印度”确定为竞选主题。专家学者和选前民意调查几乎一致预测，联盟将以多数票继续执政。可选民却毫不客气地罢免了当权者。为什么会这样?选举的事后分析显示，“辉煌的印度”这一颂歌在农村地区并未起到多少作用。
       大多数农村人口认为，新繁荣不仅抛弃了他们，而且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尤其令他们愤恨的是，经济改革的真正受益人是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级。2004年投票的结果清楚地提醒人们，要更加平等地分配改革的成果。
       想想今后10年印度仅仅为了保持失业率不再上升就将需要创造1亿多个就业机会，这是发人深省的。印度人自己的高技术工作显然是不够的。印度无法仅凭服务业就发展成为经济大国，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产业革命以来，没有国家能够不先成为工业大国而能成为经济大国的。印度如果要为日益增加并满怀期望的人口带来实惠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必须大大提高制造业基础的竞争力。这意味着要关注中小企业这个印度工业生产和就业的支柱，并改革高度扭曲和管理过度的农业部门。
       这还意味着改革激励机制。中国成功的出口战略的中心环节是1980年在广东、福建和海南沿海创建的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保证对国外投资者和国内企业给予优惠的出口条件。它允许国外投资者拥有100％的所有权，全部出口商可以免税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拥有优惠的免税期，并保证拥有可靠的物质基础设施。
       由于此类激励措施，大量外资和工厂涌入经济特区，迅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经济特区并未在“飞地”地位停留很久。它们只是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第一步。1984年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紧接着是在14个沿海城市以及后来在内陆地区建立的自由贸易区。
       尽管印度也建立了若干出口加工区，它们却令人大失所望。这主要是因为无论外国投资者还是国内投资者都没有享受到类似中国经济特区提供的激励政策。印度偏袒的或捆绑笨拙的激励措施，再加上有限的规模和狭小面积上出口加工区的拥挤不堪、僵硬的劳动法、欠完善的基础设施、通往码头和机场极其不便的交通以及继续为小企业保留某些工业等等，已经损害了出口加工区作为充满活力的出口区的潜质。在这方面，印度有很多要向中国借鉴的地方。
       未完成的改革
       胡锦涛主席喜欢说，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经济规模增长到4万亿美元，即比5年前的GDP翻两番。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有着同样远大的目标：使GDP从2003年的5600亿美元达到2020年的1．75万亿美元。如果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想要得到实现并且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话，两国将必须迅速处理它们面临的诸多重要挑战。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在未来10年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对印度而言，是加快增长速度)。如果两国要进一步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创造就业，尤其是为不久将进入劳动市场的大量年轻人创造就业，这一点就至关重要。通过推进两国尚未完成的改革，中国和印度将会加强其经济在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基础。
       对印度而言，迅速膨胀的财政赤字是重要
       的关注点。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和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量一直保持在GDP的10％左右。这损害了国民储蓄，排挤了私有投资，限制了政府提供迫切需要的公共支出的能力，并给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带来了风险。
       此外，贸易和投资(内部和外部)壁垒仍然过高。印度的关税水平现居世界第二位。由于薄弱的基础设施和对外商所有权的限制政策，印度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在增长，但仍远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印度需要吸引大量外资来帮助加强其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供应、道路、港口和机场。可靠的电力供应是最为迫切的问题。经常性的停电几乎在每个城市和地方市镇都发生。缺乏完善的电网是外国公司为什么没有在印度建造半导体制造／—的原因之
       印度和中国还必须加强其金融部门。印度国内的信贷市场充满生机，公司和政府债券市场十分活跃，包括利率和信贷衍生市场。印度的利率由市场决定，金融体制按照市场信号确定信贷价格。但是，尽管最近在加强审慎监督体制上取得了成绩，不少弱点仍然存在。问题的核心在于几家政府拥有的银行(尤其是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印度国家银行)仍然占有金融业约80％的份额。这些银行中的大多数长期资金短缺，并为不良资产所牵累。
       尽管银行的公有制创造了抵抗冲击的氛围，但是当局仍然迫切需要采取快速行动以减少不良资产、对薄弱的公有银行进行重组以及关闭那些破产的银行。
       中国的金融黑洞
       在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不稳定的金融体制确实会引起极度的衰退，从而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的国有金融体制长期以来按照政府指示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几乎不考虑偿还或风险因素。利率完全由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控制。掌握了95％的金融资产的中国四大银行没有信用评估机制或基于信用风险的定价机制，由此产生的不良贷款预计占GDP的30—40％(同比印度的不良贷款占GDP的3.5％)。
       多亏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异常高的储蓄率，中国当局仍然设法在存在巨额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保持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可是，当不良贷款继续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将会限制银行信贷的进一步增长，从而会抑制发展，尤其是在创造就业上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近似于日本的资本市场：举重债经营并主要由地产投机推动。这也成为一大隐患。
       人们普遍预测许多中国的银行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明年将会到来的更为激烈的国外竞争。根据它对世贸组织的准入承诺，2007年中国金融业将向外国银行开放。政府已经向金融业注入了巨额资本，2005年4月仅向一家银行就注入了150亿美元。它还争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与国内银行合作以提供财政支持和非常必要的技术援助。但这些策略可能还不够。
       显然，私有化和向国际竞争开放金融业为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了短期的解决方案。长远来讲，中国的金融业问题不能仅靠调整资产负债表来解决。中国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管理框架来增强金融业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它必须要求银行采用良好的公司治理规则，符合国际惯例，并提倡一种职业化的行业文化——高级职务和薪金根据业绩决定，贷款决定基于风险分析和借款人的信誉，而并非他的政治关系。
       对增长的另一约束来自中国臃肿而低效的国有企业，它们由于与国有银行之间的联系，消耗了巨额资本却收益甚微，甚至全无收益。许多国有企业管理不善，逃避竞争。同时，更高效的私有企业却很难筹集到资金。关闭破产的国有企业或将其并入更强的企业是必需的，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为了将资源转移到急需的私有企业。但是，由于中国约3，7—4亿工人以及50％多的产业资本的未来全都系于国有企业，这一过程将会十分痛苦。
       最起码，出售国有企业要通过公开拍卖或股票市场来进行，因为这一般会比通常暗中进行的“后门私有化” 带来更为公平的价格。而且，企业一经卖出，收益必须首先用来支付拖欠下岗工人的工资和他们的失业保险。既然国企改革将意味着大规模的下岗，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对于缓解过渡期的影响就至关重要。此外，另一个耗资更为巨大的任务也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为缺乏资金的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付费，为人口快速老龄化导致的支出增长付费。
       未来在这里
       现在，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竞争。双边贸易在过去10年增长了10倍多。两国都决心到2007年将年贸易额增加到200亿美元(2000年为30亿美元)。但是，现在谈论两国不久将建立如中国人希望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似乎还为时过早。
       两国的互补性也许无法持久。中国许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资水平现在已远远高出印度的工资水平。这已经使东南亚的制造业外包转移到印度。同样地，在计算机硬件生产上长期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国正在失去这种优势，印度不仅已经迎头赶上，而且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中国和印度为满足经济增长对能源和商品的渴求，将继续给各类全球市场带来压力。2000年以来，中国与印度(还有美国)对石油的净进口猛增，是石油价格大涨背后的主要原因。
       从积极方面讲，随着富裕中产阶级的增加，两国正在迅速成为进口商品的消费国。的确，中国的商品进口占到其GDP的1／4左右，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份额(它们各自约为1／10)。中国对国外制造品和原材料需求的增长促进了许多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这不仅包括中国的邻国，还有巴西和智利等主要商品出口国。因此，中国对许多国家都存在着贸易赤字。当然，美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2005年12月，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赢余达2000亿美元(同比，印度对美国的贸易赢余总共才95亿美元)。这在美国引发了纺织和服装等进口敏感型行业对失业的关注，并影响了国会中两党对对华自由贸易的支持度。美国和欧盟的商界和政界领导人认为中国一直有意低估共币值以给予中国出口商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尽管中国在2005年7月对汇率作了微调)，从而加剧了国际经济摩擦。同样地，印度作为发达国家在金融服务、制药和信息技术领域的竞争对手的崛起，使它成了美国产业工人和政治家的攻击目标，他们害怕外包和离岸外包对国内产生影响。
       然而，中国与美国、印度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对三国经济都非常重要。美国是这两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它已经占中国全部出口货物的1／4左右。因此，化解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威胁符合中印两国的利益。
       说到底，这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必须遵守它们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并帮助加速多哈回合的谈判以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这还意味着两国必须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确保进口市场和外国公司能够在迅速扩大的中印市场与其国内产品公平竞争。
       中国和印度已经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是，在未来几十年里，它们对世界经济战略格局的影响将不仅取决于它们如何有效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且，从更根本上来讲，取决于它们如何处理自身结构和经济上的挑战。
       [王丽丽：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