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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林：柴可夫斯基故居
       在我的印象里，柴可夫斯基的家是一栋傍着些白桦树，站在一条冻得白白的路边的小房子，灰色的。也许是因为在冬天时见到它的关系吧，路过莫斯科河的时候，我看到那条河已经冻得像大地一样硬了，在柴可夫斯基年轻的时候，曾经跳下这条河自杀，可是，他并没有死，只是得了一场肺炎。听说他是一个天生忧郁的人，很小的时候，听《唐璜》会感动得大噘，他五岁时候的外号叫“玻璃男孩”，是他的家庭教师给起的，因为他感到这个孩子像一片玻璃一样脆弱。不晓得那是不是后来他会跳河自杀的一个原因。
       在我的印象里，柴可夫斯基家的那些白桦树那细如发丝的枝枝条条，像女子的长发一样，在风中轻拂着，站立在阴郁的、灰白色的天空下，和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描写的将要下雪了的冬天的下午的情形一样。在这样的下午。我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家，1893年的时候，他离开这里去圣彼得堡，那时他刚刚完成了《悲怆交响曲》。那是个能听到许多哭声的曲子，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大哭，后来则是在啜泣，他就是这么一个伤心的人，留着一把大胡子。听说，他在旅途上喝了不干净的水，染上了霍乱，到圣彼得堡不久就死了。沙皇因为他的音乐和声望而厚葬他，葬礼隆重。可是也有书上说到，他并不是染上了霍乱，而是沙皇逼他死，原因是，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的事实终于暴露了。我站在柴可夫斯基家的门前看了看那条灰白色的路，许多年前的冬天，也是这样一个酝酿着大雪的时候，他从这条路离开，去奔赴他的死亡。
       柴可夫斯基的木头门上，还保留着当时他亲手做上去的一块小告示板，上面写着“柴可夫斯基不在家”。在他的传记里有过这样的细节，他为了不让别人打搅他写曲子的清静，就把这个小木板常年挂在大门上。那时候他已经成了俄罗斯有名的音乐家，他总是把俄罗斯民间的曲风放在自己的音乐里，俄罗斯曲子里本来的忧伤，加上他自己的忧伤，那重重叠叠的痛楚，常常明亮柔和地表达出来，像处女的眼泪那样晶莹。这就是他迷人的地方吧。他写了交响曲，写了歌剧，写了芭蕾舞曲，不喜欢的人，把他叫做“哭泣的机器”，而喜欢他的托尔斯泰，会被他感动得老泪纵横，说，在他的音乐里，能听到俄罗斯在哭泣。在他家的起居室里我看见他的钢琴，合着琴盖，像一只睡着的天鹅那样伏在靠门的地方，那就是他写曲子的地方，《花的圆舞曲》就是在这里写下来的，还有《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悲怆》，还有《天鹅湖》，那是在他去莱茵河中部看到了两岸的古堡以后回来写的，听说那是写给一个侄子的礼物，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传说中与他相爱的侄子，传说柴可夫斯基与他的侄子相爱，在他去世后两个星期后，他的侄子也自杀而死。可是，芭蕾舞里那美丽的天鹅和她的王子，却永远在音乐里幸福地在一起跳着他们的爱情双人舞。留在科林起居室里的柴可夫斯基钢琴，也年年在柴可夫斯基音乐节的时候，供一个最优秀的年轻钢琴家演奏一次柴可夫斯基的曲子，那是去参加李斯特钢琴比寒的优胜者可以得到一小撮李斯特的头发那样的荣誉。
       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吧。站在柴可夫斯基的大钢琴边上，我这么想。
       那是一间凤暗的起居室，不光是因为阴沉的冬天的关系，还有它沉郁的气息，老式的沙发，旧了的缎子，厚厚的旧书，钢琴在那里伏着，像一个正在做噩梦的天鹅。小小的窄窗，外面是摇曳的白桦枝，没有一片绿叶的细枝条。这是一个用自己不幸福的婚姻来堵住别人嘴的、19世纪的同性恋者的起居室。在窗前眺望的，在高背椅子里独坐着的，在一块磨薄了的波斯毯上踱着的，在琴上倾诉的，永远是偷欢，永远是苟且，永远是说谎，永远是肮脏不堪的感觉。如果不爱，是孤独，如果爱，是沉沦，永远不得其所。那加在一起的，就是在忧伤而明丽的俄罗斯曲风里潜伏着的柴可夫斯基脉脉不得语的心思吧。
       在起居室的墙上，挂着一些照料片，那里有一个深色头发的夫人的照片，她是梅克夫人，柴可夫斯基的红粉知己，以一个富有寡妇的身份，供养音乐家的生活，起居，创作和旅行，因为她热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知道梅克夫人是在大学时代，通过电台的广播剧，梅克夫人的声音优雅迷人。听到那个广播剧，在我的记忆里，也是一个阴冷的，灰白色的冬天下午，我手里的热水袋一动，就发出哗啦哗啦的水声。灰色的小收音机里传来19世纪俄罗斯的马车的声音，梅克夫人在街上偶然遇到了柴可夫斯基。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因为他们约定的是，他们永远通信，但不见面，不相处。于是，她对马车夫说：“快走!”但是柴可夫斯基的声音已经响起来，在马车的▲▲声里：“夫人。”那是一个温柔的男声，带着一点点美妙的鼻音。那是在充满了幻想的80年代，我的大学时代，柴可夫斯基在想象中复活的声音，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痛苦，年轻的心，为这样一个有着忧郁的音乐家着了迷。他们慌乱地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我的感觉，是两上陷在爱情里不可自拔，所以远离的青年在说话。站在柴可夫斯基的起居室里，站在梅克夫人的照片前，我想起黑色的红雷牌收音机里的那个忧雅的声音，和那个温柔的声音，还有那里营造出来的柏拉图式的温情。梅克夫人的脸上带着寡妇的晦气和寂静，那是种像西藏的雪山一样的静，这是柴可夫斯基为她带来的静吗?那个时代无知的我们，只把它解释成了带着感伤的小布尔乔亚情调的逸事。
       这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吧，我想，像柴可夫斯基那样的一个人，生活像一条夜晚湍急的河流那样不安，但到了月明风清的时刻，每一颗水珠都变成了钻石和珍珠。
       柴可夫斯基的卧室小小的，只有一张看上去极不舒服的单人床，奇怪的很高，很窄，很短，像是不愿意在孤寂的床上流连，一定要把它弄得不舒服，得累极了才会去，只要一醒就会离开。这样的一张床，与皇宫里沙皇描金的大红床比，真是连被单的褶缝里都写满了“负疚”这两个字。这就是一个从玻璃男孩长大的音乐家的淳朴与真挚。窗子面对着一个冰封的小湖泊，看上去像的《天鹅湖》的布景似的。湖面上冰雪的反光映照亮了小小的房间，照亮了宽条子的地板，和床前放着的一双天蓝色的绣花拖鞋，那是柴可夫斯基的拖鞋。要一双秀气的白皙的脚，才能穿得好看的绣花拖鞋，天蓝色里有一点点凄厉的味道，配在那张单人床一起。
       原来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喜欢像女子那样华美的人，所以他才会写了那么多芭蕾舞剧的曲子吧，那时候俄罗斯的芭蕾舞，是至美的幻梦，富丽堂皇的布景，像要乘风飞去的用足尖轻柔地站着的美女们，浪漫的故事，完美的结局，至纯的天真里带着一点淫邪的气韵，那大概就是柴可夫斯基默默把玩的情调吧。舞台上穿着如云的白裙的美女们轻盈地单腿伫立，芭蕾舞鞋的鞋尖在跳跃时发出轻轻的哒哒声，那是最美的女子的身体和舞蹈发出的声音，它们一定也响彻在他的耳边吧，当他把自己的脚伸到那双蓝色的绣花拖鞋里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个男子，他最忘情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学着像芭蕾舞女那样起舞，脸上欲仙俗死。当科林的夏天到来，万物美不胜收，夜莺终夜都在湖畔的矮树丛里歌唱，他的亲爱的侄子来看望他，他的音乐也正好评如潮的时刻，人的一生总该有一次这样的时刻的吧，柴可夫斯基会不会也这样起舞呢?
       那个阴霾的下午后来忍不住下了雪，那样大的，索索有声的大雪将一切都埋住了，冰封的小路，小湖，佣人的矮房顶，全都被大雪埋起来了。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我看到的很优美的大雪，我站在柴可夫斯基家的窗前眺望着它们，像无数穿着白色短裙的芭蕾舞女那样轻盈地滑落下来，落在我的面前，然后躺在那里。
       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
       就像欧洲的大博物馆一样，艾尔来塔什也是坐落在沙皇旧宫殿里的艺术博物馆，在蓝色的涅瓦河边，长长的，绿色的宫殿，房顶上站满了发黑的雕像。那是现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四家艺术博物馆之一，有满坑满谷的欧洲艺术品，从中世纪画在木头神龛里的圣母像，达·芬奇、拉斐尔到鲁本斯的山林与河流，还有许多印象派的画，梵·高和高更，还有毕加索侧着脸的人像。当然也有俄国自己优秀的画作只是不知为什么艾尔米塔什要把康定斯基的作品只放在走廊里殿出。展厅里也有满坑满谷埃及精美的金饰，带着多年咒语的绿色玉做的甲虫，法老的戒指，皇后装胭脂的宝盒。希腊伟岸的大理石雕像，印度被檀香熏成了黑色的木头佛像，那是些我见过的最聪明而且娇贵的，甜蜜而且纯洁的神像的脸。
       像去卢浮宫的时候所见到的情形一样，入口处站满了等待参观的人，门厅里也是一样。不一样的是，买票时发现外国人需要付了比当地人贵好几倍的钱，中国人在80年代，在故宫博物馆的售票处也做这同样的事。好像是说，这里的东西是我的，你不是我的人，想要看，就得花更多的钱。
       但是，这一次我却是想要看在艾尔米塔什里的敦煌的艺术品，那是1915年奥登堡考察队到敦煌考察后带回来的雕像、经卷和画在薄绢上的唐代美丽的女菩萨。像埃及皇帝的戒指、希腊皇宫里的雕像和印度神庙里的佛像一样，敦煌的东西现在已经是俄国博物馆里重要的藏品了。
       在那里的玻璃柜子里，我看到了一些画在绢上的画，那么薄的中国绢，是用至少八个世纪以前的蚕丝织起来的吧，现在它像干了的水仙的花瓣一样，泛出了微黄。绢画上画着一些裙裾飘飘的菩萨，云鬓，朱唇，黑而且长的眉长干干净净地扬向她们的鬓角，没有一点点细而弯的眉毛的媚人。在女菩萨的脖子上，我看到了弯弯的两道褶纹，中国古代的相书上说，这样的折纹是金银纹，暗示着她穿多戴银的命运。但她的脸上，却是一派沉静清朗，只是在胸前淡淡地捏着她的兰花指。在艾尔米塔什，我见到了最泱泱大度的美丽中国人。
       在尘土飞扬的敦煌石窟里，我曾听说，在敦煌研究了一辈子藏经洞绢画的中国专家，从来没有在敦煌见到过藏经洞绢画，因为它们已经全部流散到外国的博物馆里去了。最先被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拿走，后来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拿走，再后来，被日本考察队拿走。送到北京由政府存放的那些，霉烂在库房里，再剩下来的，就是这些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的了。当年，奥登堡考察队在敦煌千佛洞，已经再无整卷的字画可拿。于是，他们从洞中的流沙里筛出上万件残片，他们将这些残片带回俄国，交由博物馆整理修复，有一幅画，是用35个残片拼接修复起来的。隔着玻璃看那些毛笔柔和精致的笔触，在碎片相接的地方一顿，又一顿。是谁弄坏了原本那么美丽的绢画呢?也许是多年从新疆沙漠来的流沙吧，也许是战乱时匆忙的僧人吧，也许是行伍出身，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只重写字的经卷，不喜画的王道士吧，听说他为斯坦因包经卷的时候，就是用的藏经洞的绢画，斯坦因见他对绢画如此轻慢，才动了用碎银子换绢画的心。也许是到石窟里来避风雨的牧羊人吧，他们在洞子里烧过火取暖，把洞顶上的飞天都熏黑了，也许他们拾到过一卷绢画，用它当过引火吧。现在敦煌展览厅的玻璃柜子里见到的，是后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去巴黎的博物馆临摹回来的了。
       艾尔米塔什的敦煌艺术品陈列室，也叫奥登堡陈列室，我想那是因为，这间展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当时的皇家科学院院士奥登堡率领考察队从敦煌带回来的。在照片上，我见到了这个清瘦的俄国人，他的面孔有种坚强果敢的神情，戴着一顶浅色的软帽。听说杰出的考古学家的脸上都会有这样的精神气，听说这与考古学家这个职业中对古文明的爱、寻长的耐心、在艰苦工作环境中锻炼出的毅力有关。听说现在艾尔米塔什继续做敦煌文物修复的专家们都认为，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敦煌的照片就挂在陈列室的墙上，敦煌的阳光明亮而结实地照亮了他的脸。而王道士也是在敦煌的阳光下，也是在同样的照片里，却是一个看不见肩膀的，笑容窝囊而且无力的小个子男人，甚至照亮他的阳光，都是浑浑噩噩地留在照片上。让奥登堡遇见王道士，是世界上最令人愤怒的事情之一。
       到敦煌考察的那半年时间里，奥登堡考察队带回了7本对千佛洞的完整记录，对近500洞窟，每个洞窟都有详细的记录，以及地形图；对敦煌壁画的写生和略图；对敦煌壁画从美术角度做出的详细笔记；考察队拍摄的全面记录敦煌的700余幅照片和底片；绘制完成的8卷敦煌石窟的平面图和略图，每幅高两米，长15米，是至今为止，敦煌最准确和完整的地形图，这些，都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的出色工作。关键是奥登堡还带回了最后一些东西，就是250件敦煌雕刻、绘画和实用艺术品。它们成了艾尔米塔什的重要展品。除了那些绢画和经卷的残片，还有苦修佛泥像的头，盈尺的阿难和伽叶像，就像在敦煌石窟里见到的大雕像一样，阿难是一个秀气飘逸的小和尚，垂下细长的眼睛，微微笑着，好像想到了什么动心的事。而伽叶则蹙着眉头，苦心事佛。盈掌的菩萨浮雕像，小小的蓝衣菩萨活泼地坐在他的焰式的光环里。还有两只像狗，也像是狮子的护法兽，雄赳赳地踩着地。以及描金的整块菩萨背光。要奥登堡的笔记里没有发现要拆割运走壁画和雕像，他反对破坏古文化遗存的完整性。但是，在奥登堡考察队的照片里，护法兽满身是尘地在洞窟的菩萨前站着，苦修佛的头也在一尊摇摇欲坠的泥像上，可从他们离开以后，敦煌就再也没有它们了。听说有人专门爬到原来放背光的洞窟里去找过，那些原来放菩萨背光的墙上，到现在还能看到当年刀撬的痕迹。听说敦煌研究院的专家看了在艾尔米塔什展出的菩萨背光的照片后说：“原来它在这里。”是什么让一个本来不打算拿走东西的考古学家最后也伸手拿走东西，从已经被流沙快要封死的窟里撬走背光呢?奥登堡夫人解释说，考察队只是仔细地收拾了遭到破坏的，或从原处脱落，将要永远消失的那些雕像和壁画。但是她没有说到留在洞窟墙上的刀痕。
       听说敦煌研究院的专家用奥登堡的照片核对洞窟的时候，的确发现了1914年以后消失在煮饭的烟火里的壁画，消失在张大千刀下的壁画，消失在红卫兵锤下的雕像，消失在流民铲下的镏金的洞顶，消失在经年风沙、渗水、失修、塌方和参观者呼出的二氧化碳中的颜色，形象和菩萨的镀金的微笑。敦煌石窟的壁上，最美的，就是那些像上午蓝天上的月亮那样淡的壁画，1991年的夏天，我在敦煌石窟里，总是瞪大眼睛，紧紧盯着那淡淡的朱红色，它是菩萨飞扬的袖子，那淡淡的蓝色，是飞天因为跳舞而张开的裙子，那最淡最淡的墨色里，干燥的墙上细小的龟裂纹里，隐现着一张仕女沉静而自在的美丽的脸，贴着额花，那是在中国女子的脸上，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愉悦而且自由的精美的神情。到2000年的夏天，当年见到那张脸的石窟已经被关闭，因为那张壁画已经完全剥落成灰了。
       被奥登堡带回艾尔米塔什的阿难，干干净净地站在恒温的玻璃柜子里，能看到他身上袍子的朱砂红，还有他淡黄色领子上画着的灰绿色的叶子，他微微拧着身子，是敦煌佛像才有的妩媚的姿势。看到他，我才明白过来，原来站在敦煌落满沙泥的佛龛边露出泥胎和草芯的阿难，其实是穿着这样凡心未泯的华美衣服的翩翩少年。
       听说艾尔米塔什对奥登堡带回来的敦煌艺术品的修复工作，至今还在继续。
       在艾尔米塔什的下午，是个阴沉的下午，就要下雪了。从窗上望出去，涅瓦河却仍然是令人惊奇的蓝色。这时的心情，也是有点阴沉但又安慰的心情，我想这和希腊人到希腊馆，埃及人到埃及馆的心情是一样的。上午并没有太多的人来看敦煌展室，旅游者总是冲着达·芬奇的画去。欧洲的油画永远是世界大博物馆的主流。到了下午，陆续开始有人来看敦煌的东西，大多数脸上都浮现出惊奇的样子。他们在阿难的微笑前流连着，他们的鼻息在绢画上的玻璃上留下了一小团白色的热气。这让我想起了第一次我在柏林的埃及博物馆里见到那双纯金的鞋子时的情形。是它们，让人从大博物馆里排山倒海的欧洲名画里站起来，看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另外还有如此美好的文明。
       只是最好不要想起，它们是怎么离开自己的家乡的。
       〔责任编辑 杨 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