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 要]电视研究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领域，他们的研究，特别是后期的受众研究，是对美国经验学派长期主导的电视效果研究的一个反驳。伯明翰学派将电视研究纳入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来考察，“霸权、意识形态、话语、文本、受众”是该学派电视研究的关键术语，这些术语记载着文化研究者思考电视的深入历程。
       [关键词]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受众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4-0138-04
       20世纪后期，传统的电视研究囿于大众传播研究的狭窄领域，已经显示出它的研究盲点和理论局限，实证的量化研究在分析电视对人们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探讨更为深入的人的意识与电视传播的关系问题。众多学者认识到，仅仅停留于研究电视文本对受众的直接影响与作用，立足于资本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解析电视效果，无法准确地反映电视传播的价值，因此，更应当将电视研究归入“文化”的研究范畴，深入分析围绕着文化而生的电视传播与收受。
       一 基于文化维度的电视研究
       1941年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旗手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论行政式的和批判的传播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自己从事的“行政式的传播研究”，主要是为体制内的大众传媒和社会结构提供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成果；另一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从事的“体制外的”、“批判性的”传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最早把欧洲法兰克福学派及坚持反实证方法、反实证主义立场，从文化角度解析大众传播中诸多问题的传播学者称为批判学者，这就是欧洲“批判学派”名称的由来。半个世纪之后回顾两种研究，可以发现，“行政式的传播研究”代表了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取向，“批判性的传播研究”代表了传播研究中的人文科学取向。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这标志着伯明翰学派(又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正式形成，60、70年代在伯明翰学派的影响下，英国各大学纷纷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文化研究渐成热潮；70年代后扩展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为当代学术的显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化研究“不仅是对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回应，而且是对激变中的社会现实的回应与新的社会实践可能的探索”。伯明翰学派开启了对大众文化和诸多亚文化的广泛研究，它与西方学术界的女性主义及后现代思潮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颠覆了美国学派传统的内容分析、效果研究和受众理论。伯明翰学派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的批判有了实践指向。电视研究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领域，他们将电视研究纳入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来考察，“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霍加特(R.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将电视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之中，广泛吸收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立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立场，形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术机制和话语体系。在方法体系上，伯明翰学派是对美国经验学派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其研究已成为影响当代传媒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至今仍然拥有旺盛的学术活力。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积累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成为西方电视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和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研究涉猎范围广泛，从电视技术、电视文本、电视文化到受众研究各个领域；他们的研究方法逐渐丰富，从文本解读到民族志研究等等；特别是后期的电视受众研究，是对美国经验学派长期主导的效果研究的一个反驳。伯明翰学派从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语境之中，肯定了受众的主动性，认为受众可以通过体验、分享、协商、思考、梦想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媒介互动，这种观点肯定了受众作为一个独立的、积极的、主动的人对传播活动的参与，更加吻合网络传播时代的传播特性。
       伯明翰学派运用人种志(ethnography)方法，通过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试图“从其内部”把握有关意义与行为的特征，能够更为精准地描述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莫利关于家庭收受电视的研究、伊恩·昂关于《达拉斯》的文化解读等研究个案，凭借对电视收受行为背后隐藏力量的揭示更为深入地剖析了电视的话语霸权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当然也有学者批评这种研究方法“有大量的描述性内容，而缺少解释或理论建构”，甚至“有时反映的只是某个研究者对族群身份的探求，而非对族群价值的阐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中，开始透过电视文本、电视制度探入到电视媒介的文化价值层面。
       二 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关键概念
       “霸权、意识形态、话语、文本、受众”是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关键性术语，这些术语记载着文化研究者思考电视的深入历程。
       1．霸权
       “霸权”(Hegemony)概念来源于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21年组建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被捕入狱，1937年因病保释，旋即去世。他在狱中写的书信，1947年以《狱中札记》结集出版，成为当代一部理论经典，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他所论述的“霸权”思想，构成为当代学术思潮包括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的核心观念。葛兰西认为，霸权“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在某些历史时期实施社会与文化领导权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而表示对下层阶级的直接高压统治——以保持他们在国家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权力”。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许多早期研究者，如霍加特、威廉斯等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视的霸权作用方面，霸权与权力关系有关。霸权并不建立在强制性力量之上，它依赖于被统治的群体对其自然和正常的接受，并且使他们相信现状是符合最大利益的。在电视研究领域中，伯明翰学派认为这种霸权表现在电视能够在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中，将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模糊化、自然化。霸权这个概念“力图表现的是日常的意义、表述与行为如何按
       照如下方式被组织被理解：把统治‘集团’的阶级利益变成一种显然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永恒的、所以也是无可争辩的共同利益，而且说成是每个人的利益”。
       在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看来，电视被认为向人们提供片面的、高度选择的社会现实。在这种事实的体系中，电视的限制性权力就成为分析的焦点：电视被理解为能限制人们观点和图像的获得，而且，它被理解为能限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便反映和再生产官方文化的规范和传统。
       2．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构成统治阶级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②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套观念和信仰——关于社会及政治问题的观念和信仰，它还应该是统治阶级及其存在社会的一套通行方式，虽然它源于统治阶级，但是它已经渗透进这个社会的成员之中。
       在伯明翰学派眼中，意识形态“不是一组事物，而是一种能动的实践，这种实践或是致力于改变社会活动的环境，以再生产那种熟知而受控的意识，或是进行斗争以抵制既定的、自然化的意识，从而将意义生产方式转变为新的、另外的或相反的形式，这些形式将产生针对不同社会利益而进行调整的意义”。大众传媒以及其文本信息中暗藏意识形态。费斯克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意义，他说：“文化这个术语，当被用于短语‘文化研究’之中时，既不是强调其美学也不是强调其人文主义意义，而是政治性的。”大众传媒是统治阶级使其意义自然化的有效渠道，它应被理解为是刻写在阶级成员的文化和社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产品。这意味着文化是意识形态的。
       始自霍尔，伯明翰学派认同并接受了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阿尔都塞的思想包罗广泛，影响深远，诸如“症候式阅读”、意识形态理论等，均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统治阶级施加于臣属阶级的一套静止观念，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和重构的动态过程——这种实践也就是，人们思考、行动、理解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和社会的关系的方式”。
       莫利等人将人们收看电视的行为视为一种动态的社会实践，透过貌似单纯的收看行为来挖掘在实践中被自然化了的意识形态，追寻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被构造的内在结构。由此可见，伯明翰学派并未局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视为上层建筑、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论，而是将其从一种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概念化过程化约成一组观察实验法的事物。
       3．话语
       “话语”(Discourse)最早出现于语言学，“指称比句子更重要的动词性言说(verbal utterances)”，但是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学科和学派，特别是结构主义大师福柯对话语的阐释。通过后结构主义的发展，话语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在符号学的视阈中，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费斯克等人认为“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与制度化形构(formations)的产物，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体现着权力关系一这是伯明翰学派关于话语的理论基础。
       与早期伯明翰学派的认识不同，权力不再被视为对意义的限制或社会现实的隐瞒；在霍尔等人的眼中，这种观念已经被抛弃，权力被视为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规范化过程：它繁殖意义并产生文化实践的新领域和新形式。“正是通过指导和组织日常生活的意义，话语的规则构成了电视文化的本质。”话语代表的是一种独特、复杂、多面的权力关系领域。
       美国传播学者隆·莱博认为，对伯明翰学派来说，“话语指关于电视的社会言说，它是命名维持于文化中的重要言说行动的一种方式，即使这些行动经历了改变和变迁。话语不能轻易地或精确地在结构上等同于制度和电视，或等同于人们的信仰和实践。话语也不是意识形态，它并不仅仅来源于以群体为基础的实践，也不能仅仅或惟一地等同于群体或阶级利益的表现。”那么，电视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可以被理解为不同的话语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同时产生作用以形成它们的权力效应。
       4．文本
       “文本”(Text)文本一词源于符号学或语言学，在符号学中，它是“意义生成与交换的核心”，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中也频频出现。文本分析也广泛应用于伯明翰学派诸多学者的电视研究中，如霍尔(1989，1975)、布朗德森(Brundson，1991)、莫利(1994，1986，1980)、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1995)、伊恩·昂(Ang，1985)、拉德威(Radway，1984)、阿伦(Allen，1987)、普雷斯(Press，1992)等。对于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文本指的是“具有自身的物质形态、依赖其发送者或接收者、因此由表述性符码组成的一则讯息”。文本的界定十分宽泛，主要指的是媒介内容，如电视节目、广告等。文本具有意义，即受众可以从文本中得到解释。文本本身是多义的，因此不同的受众能够对同一文本进行不同的解释。通过把电视概念化为文本，伯明翰学派的学者界定了节目中权力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及范围广泛的解读反应。在客观形式上，电视文本被理解为能够以整合的、有意义的方式表达社会现实，甚至有些时候这种整合的框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冲突。英国当代学者克里斯·纽博尔德(Chris Newbold)指出：“在威廉斯以及斯图亚特·霍尔(S.Hall)等人眼中，电视媒介不应该作为‘产生效果’的文化来研究，而应该作为社会价值观和意义的指示物、作为揭示和评价文化意义的文本来研究。”在费斯克的研究中，电视分析方法的复杂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他对电视生产和观众的批判分析开辟了电视研究的新视野，因为他把话语作为文本来讨论，引申出话语的社会学意义，从而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使用“文本”这个概念，能使他们同时从不同方向进行分析，包括电视展示的生活与真实的生活、电视节目的模式化、电视生产中的经济、电视制度等等。
       5．受众
       “受众”(Audience)指“大众传播所面对发言的无名个体与群体”，受众研究从来就是大众传播研究的核心，虽然在初期它被纳入到效果分析的框架中。有学者批评伯明翰学派，声称他们的研究“从文本的分析退回到受众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伯明翰学派后期的研究重点已转向受众研究。他们提供了一种受众研究的新视角，显然这种视角更为“社会化”，受众被看作是各种各样潜在的冲突话语的“交叉点”，这些话语反过来又衍生出不同的社会定位和社会经验。早期大众传播研究认为，受众是分离的、消极的、非个人化的，由此凸显出大众媒介的受众在大媒介刺激下的软弱无力，而莫利、伊恩·昂、拉德威、霍奇和特里普等学者提出了“积极受众”的理论，他们采用民族志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力图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全面深入地把握受众，强调对“人”的再发现。
       在《受众分析》一书中，麦奎尔总结了文化研究视野中受众的主要特点：受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媒介文本进行“解读”，并从中建构意义，获取愉悦；受众感兴趣的正是媒介使用的过程及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展现方式；受众从来就不是被动的，受众各不相同，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经验，更为积极主动；不同媒介内容的受众通常由不同的“解释团体”构成，“解释团体”中的成员大体分享相同的话语形式和理解媒介意义的框架。
       对电视的文化批判研究，始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他的批判是从理念和理性出发的，富有思辩色彩和形而上学的魅力；而伯明翰学派的批判是从传统、从观察、从经验中出发的，注重实际权宜而非理论色彩。伯明翰学派发展了文化研究的方法，从社会学那里吸收了大众文化的制度分析，从文学批评那里借鉴了文本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那里承接了文化意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流通分析模式：它打破了各学科的自我封闭状态，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模式。他们对电视研究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代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