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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步履平稳，甚至略显缓慢。进入80年代以后，其一下子爆发了积蓄已久的神奇力量，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进行尝试，且获得丰硕成果。作为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的文体革命自王蒙的艺术手法探索肇始，由遮蔽到澄明，由无意识操作到理性化追求，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只用了2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现代小说100年左右才走完的创新与发展之路，成为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的一道独特而迷人的风景。
       关键词：新时期；小说；文体；流变；新生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107—04
       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文体演进的轨迹清晰可辨。作家们最先在创作过程中意识到了文体意识对于创作的巨大而深刻的意义，不遗余力地开始了文体追求与创造。相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理论批评界对于小说文体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成果，但总体看来还是比较薄弱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白烨曾经编著出版过一本《小说文体研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引起一片喝彩；随后李国涛等人开始撰写一批有关小说文体批评的文字；进入90年代以来，小说文体批评的文字多如牛毛，南帆、张学昕、夏德勇等人的文章给小说文体研究不断注入活力。然而，认真考究起来，这些研究成果虽数量可观，却普遍存在一种不足，就是注重个别文本的具体解析，而缺少总体的观照，因此，本文拟从总体上把握新时期小说文体演进的轨迹，是有一定新意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思潮迭起，波澜起伏，既感受着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又涌动着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思想与文化劫难的民族极为强烈的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望，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孕育着这个民族的新的生机和力量。就主导指向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最突出方面，是以风格气韵、体裁形式为表象的深刻的文体革命。
       新时期小说的文体革命与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一样，最先体现于文学意识或者说小说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也是一个渐进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主义传统恢复之始，一个“写真格儿的”便显得与众不同；1980年前后以王蒙为首的文体实验更因率先打破了传统思维定势引来众人瞩目。到了1984年、1985年前后，史称“85新潮”或“85小说方法年”，中国小说家的小说意识彻底觉醒，并且很快贯穿到了创作实践当中，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创造出一片喜人的繁荣景象。在此之前，我们的文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摆脱“工具论”的影响或说枷锁，重回文学自身。而寻求文学复归的途径，需要认真解决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深入认识和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对文学的本质特征及思想艺术功能等问题进行正本清源。1985年新潮涌起之时，创作界与理论界携手并进，普遍开始注意开掘文学自身的美学潜能，努力寻求人对文学的深层内在的认识与把握。文学观念的深化与分化日渐加深，带来的也就必然是创作及理论批评的以多元化、多样化为特征的全面丰收。从此以后，中国小说文体革命走上了一条不断变化、创新、发展的道路。这一历程，大致可以以80年代末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鲜明区别的阶段。
       一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小说文体革新与突破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题材与题旨表现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与超越，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视野和表现空间。
       80年代小说在题材和题旨方面的开拓与突破，一方面表现在出现了一批描写范围跨领域、跨行业的作品，打破了过去以领域或行业机械划分作品题材的定势。与此相适应，原来小说那种单一明了的主题表现方式相应变得复杂模糊起来，不再像过去的作品那样能够让人一眼就洞穿其全部底蕴，如王蒙、张贤亮、陆文夫等的一些作品。
       超越传统题材与题旨另一方面表现在作家叙述视角的内转，这使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与外部现实世界在文学表现中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如王蒙的《高原的风》、《名医梁有志传奇》，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李陀的《七奶奶》等。它们追求的已不再仅仅是对生活事实描写的逼真与酷肖，而是更注重于表现出人物心理世界的真实与鲜活。
       另外，还有一些作品在描绘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场景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入了一些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动物世界、文化氛围等的关系的内容，使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更为雄浑博大，思想内涵更为丰富深刻，艺术韵味也更为秀丽隽永。如邓刚的《白海参》、《迷人的海》，郑义的《远村》，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孔捷生的《大林莽》，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
       如果说题材范围的横向扩展还只是一种量的增加的话，那么这种把文学表现对象由过去的着重对于物理时空的描绘发展到新的向着心理时空、文化时空的推进，则可以说是一种质的演化与进步。
       第二，超越传统结构模式，寻求能够更好地表现生活的整体面貌和内在律动的新的结构方式。传统小说以讲述故事为主，追求情节的戏剧性和结构的完整性，对生活往往作简单化处理，摹写“自然”而非主体参与创造。而新时期小说则从情节安排、意象营造等方面人手，努力创造一些新的结构方式。首先是对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进行改造，虽仍然保留一定的故事框架，但并不刻意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运用有意的断裂、空白或推演、加楔子等手法，表现某种超情节的独特意蕴和旨趣，如何立伟的《花非花》、阿成的《遍地风流》等作品就是如此。其次是从其他艺术样式中汲取营养，使不同的艺术形式合理联姻，有机融合，形成某种带有融合特点的新的结构形式。这类作品既有以某种情感或情绪统辖作品的抒情化结构，如阿成的《年关六赋》、舒婷的《年夜钟声》等，又有追求简洁蕴藉的诗意效果的诗化小说结构，如铁凝的《呵，香雪》、田中禾的《五月》、吕新的《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等，还有对人生经历或感受随手记取的散文化、杂文化、笔记体小说结构，如孙犁的“芸斋小说”、林斤澜的“怪味小说”等。
       此外，意象结构和复调结构的营造也是比较重要的方面。它们或者以某种心理图式为依托组织和编排各种生活意象，通过客体对象与主体意象的幽秘潜隐的投契暗合，使主观感受物象化，客观事物心灵化，从而实现对现实生活的象征与隐喻，如王蒙的《春之声》，张承志的《绿夜》、《大坂》等；或者设计出至少两个以上的叙事中心或叙述线索，形成并列式、套环式以及散点透视式的结构形态，这类作品以长篇小说较多，如刘心武的《钟鼓楼》、王力雄的《天堂之门》、张承志的《金牧场》等。
       总的说来，新时期小说结构形式的演变趋向是由单一走向多元，由表象走向深层，由平面走向立体，由封闭走向开放。
       第三，超越传统的叙述观念，叙述视角的选择和
       转换更加自由灵活，也更加新鲜多样。与说教性目的和简单化结构相适应，我国传统小说往往采用外在旁观式或者叫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方式。新时期小说一开始就打破了这种单向式、直线式叙述视角的一统格局，不但在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视角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创新，运用意象组合方法争取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采取舍此求彼法寻求最佳表现角度，或如李锐的《厚土》那样冷峻素描以求更逼近生活原生状态，或如陈村的《一天》那样堆垒平庸琐碎的生活事象以达到精神实质上的客观准确；而且对于过去很少运用的第二人称视点也大胆尝试，同样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审美效果，如刘心武的《楼梯拐弯》、苏叔阳的《生死之间》等作品，就是因为巧妙运用了第二人称视点进行叙述，而显得更为贴近生活的本质，也能够更好地在一种日常化的叙事氛围中展示出人类精神或灵魂的内在律动。而马原则走得更远，在他的小说中，三种叙事视角常常同时使用，既相互交叉，又时留空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发散性和可读性特点。
       第四，超越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深层内蕴不断掘进，语体、语流变化更加灵动、活泼。从本质上说，小说的语言决不仅仅是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段或表述符号，它还因为联结着人们的思维和文化环境，而成为作品生机与活力的直接渊源和内在构成要素。新时期小说家们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在语言的变革方面用力极勤，从语言形态方面来看，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比较大的方面。
       一是追求语言的诗意化或者说审美化。如汪曾祺、阿成、张承志的作品，或于简洁凝练中显现出珠圆玉润的老到，或于激情跌宕中透射出深沉厚重的内蕴，形态虽然各异，却都洋溢着丰富的诗情画意。
       二是追述语言的原生化、本质化，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常规意义上的非文学语言来建构和丰富自己的语言体系，获得某种奇异新鲜的审美效果。如王蒙的《说客盈门》，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九号》，吴若增的《关于一张脸皮的招领启事》等，或选用程式化数理语言，或借用日常口语，或干脆模仿社会实用语言，如广告、公文等语体语式，既使小说的可读性大大增强，又使其具备了引入深思的反讽效果。
       二
       进入逼近世纪末的90年代，小说的文体革命虽然不再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却更加深入到了小说的本质，因而也具有了更深刻的实证意义和实用价值。
       从社会背景上来说，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是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10年。整个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异常复杂、矛盾，难以预测而又充满生机、活力与希望的特殊转型时期。
       作为对这种现实变化的回应，90年代中国小说的真实步履始终落在这莽莽苍苍、峻峻旷旷的大地上。客观地说，在吸纳了上一个10年甚至上溯整整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滋养、体味了漫长的中国人的心智历程、阅历了此消彼长的社会历史转型之后，中国小说已经开始以成熟而冷静的姿态面向世界发言了。它们的背景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民族及浸润肌骨的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整个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它涌动着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盼，孕育着陡耸的高峰和深广的海洋。从文化深层去观察，文学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按政治学、社会学规定的路数运作，而是在多维的文化时空间展开。文学的功能已呈现全方位的状态，既是现实的表征，又是精神的消费品；文学的运作既是一种群体的行为，也是个人经验和智性的传达；文学的价值和认知，不再在单向度的泛道德化层面上进行裁决，文体背景和价值选择的不同，构成了多种多样途径、互相冲突又混沌融合的丰富内涵；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再简单地取决于文本和符码，而往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活动”或“传播”的方式，置于历史的、实践的、公共的阐释空间。
       就文体变革而言，90年代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在整个文学领域是最为突出的，它们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叙述话语的多元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享空间。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文坛上从作家到理论批评家大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90年代的中国汉语(文化、文学和语言)语境中，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于传统和现代观念之间、本土和外来文化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先锋和保守之间。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90年代的小说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官方的、精英的和大众的文学所构成的“共享空间”不仅在理念上给以确认，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做到了身体力行。以“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为标志的官方文学在高奏主旋律、反映重大题材、传达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不乏精心营构的艺术质量上乘之作，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苍天在上》、《中国制造》，何中、谈歌、关仁山的部分作品等。精英文学在艺术上呕心沥血、极尽精致蕴藉的同时，也不乏主旋律文学的高昂的精神高度和大众文学的可读性特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而大众文学的精英化和庙堂化追求则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种共享空间当中，多种文学因素纷然杂陈，以互补的方式满足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多种需求。
       第二，个人化写作的尝试无限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使小说的现实形态日趋多元并不断得以提升。就创作实践的维度来看，现代小说理论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具有个人特点，他才能有创造，有新见。在其他类型的写作中，也许需要隐匿作者的个性，但是小说创作过程一开始就应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个人表现其情感的自由，这种自由对小说作家是极其珍贵的。个性的丧失将导致作品的彻底失败。”正因为如此，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的中国才成为可能并迅速蔚为大观。小说家们自身开始逐步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在于：既纠正了艺术的过于前倾而带来的浮躁和虚妄，也放弃了急功近利所导致的矫饰与猎奇，开始进入一种本真的个人写作状态——这种状态所调动的是作家本人全部的生命倾注和能动，从而避开了公共话语中非文学性质的词语侵扰，既保持了对传统小说的某种承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努力，同时也摒弃了叙述方式的浅薄、单一和趋同，开始进入现时的话语情境和个性化的叙述，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致、丰赡的当代意趣。这种个人化写作的直接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卓具个性、风格独特、已开始具备某种现代经典意味的小说作品和一批优秀的小说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李佩甫、二月河、刘震云、余华、韩少功等人的作品是最典型的例证。而以邱华栋、毕飞宇、徐坤等为代表的一批更年轻的新锐作家的创作，其个人化写作带来的个性化风格同样显著。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大批女性小说家以纯粹个人经历与体验为内容而写作，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不断弱化。表现在文体变化上，则是历史表象体系和叙事策略的全面变动。这批作家以个人记忆为基础，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者创建新的非历史化的符号体系。在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朱文的《我爱美元》，唐晋的《夏天的禁忌》、《宋词的覆灭》，李冯的《孔子》等作品中，对经典历史叙事的质疑与颠覆的意象随处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对历史的叙述其实就是关于历史的失忆。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观。他们对生活细枝末节的把握和对生活主流的把握一样，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精微和准确，反映在文本外观，则呈现一种华美、精致、深刻、尖锐、犀利的特征。象征与隐喻成了他们创作的常备手段，而日常生活的神圣化或反讽化则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两极世界。
       第三，结构和语义的复杂化、多元化，使90年代小说呈现出一种色彩缤纷的审美格局。作为文本的一种形式因素，一种组织和链接关系因素，结构对于90年代小说的文体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抛开结构因素不谈，将无从对90年代小说发言。
       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批小说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们创造出了独特的叙述方式，尤其是独特的组织与结构方式。新颖、繁富的叙事技巧，与传统小说不同的编码方式，对传统小说单一的线性时间和因果律、必然律的消解和颠覆，是90年代小说结构形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下，“断裂与空缺”、“重复与循环”成了90年代不少小说所经常选用的结构套路。
       结构方式的变幻纷纭直接带来了小说语义的多元化与复杂化。一部分小说作品不论题材重大还是细碎，篇幅是长还是短，不同的读者总能够从中读出不同的生活意蕴或艺术哲学旨意。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作品，你都很难用一个主题、一个观念对之进行总结与概括，小说表现的可能性被它们无限地延展了。
       总之，新时期小说的文体革命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条由遮蔽到澄明，由潜隐到彰显，色彩越来越缤纷，意蕴越来越深刻复杂的道路，这是中国文学的幸运。接下去，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言，时机已经成熟，将要出现的乃是现代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