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牛棚小品》是丁玲晚年的创作，从其刊出背景及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特色：一方面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小说创作，真诚地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主体感受出发，创作了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美学价值很高的一类作品。尤其是她的后一类作品表现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有着“武将军”的豪迈洒脱，同时，作品进行了探幽入微的心理描写，有着“文小姐”的细腻柔婉。丁玲晚年并没有失去创作个性。
关键词：丁玲；《牛棚小品》；创作个性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111—05
丁玲(1904—1986)是新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一生创作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她的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指从1927年到1936年她进入解放区之前；中期指其从解放区时期到建国初期(1936年－1955年)；晚期指其1975年出狱以后直到1986年去世。从1955年到1975年，她蒙冤受害，被迫搁笔。
对于丁玲晚年创作个性的认识，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丁玲晚年失去了创作个性，另一种则认为丁玲晚年依然保持着她早期的创作个性。持前一种观点的人相对多一些，主要有王雪瑛、袁良骏、张永泉、谢冕等；而罗守让、李征宙等人则认为丁玲晚年依然保持着她早期的创作个性。丁玲晚年创作了《杜晚香》和《在严寒的日子里》(未完稿)这些有政治倾向的小说，并在多种场合下十分鲜明地强调作家应少写自己，多写百姓；少写问题，多写光明。因此，有人认为：九死一生的丁玲心有余悸，一次又一次的命运坎坷对她的作品来说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消解，其早期创作中的个性完全丧失了，丁玲晚年失去了创作个性。也有学者认为：“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独特的创作为起点，却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概念化的作品为终点，丁玲的这一条创作道路除了使人感到惋惜和悲哀外，还能给人们怎样的启示呢?”甚至有人说，丁玲直到晚年也未曾悟出什么是一个作家的生命价值，她创作的全部价值加起来是个负数。笔者认为，由于缺乏对丁玲文学创作整体的、科学的把握，上述评价失之偏颇。且不说丁玲晚年创作了大量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怀人散文，也不谈她公开向世人剖析自我的《魑魅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单从记录她北大荒流囚生活的《牛棚小品》刊出背景的介绍及其美学价值的分析来看，就足以证明丁玲晚年的创作还是有鲜明个性特色的。
一、《牛棚小品》刊出的背景
《牛棚小品》是一篇散文，共分三章(窗后＼书简＼别离)，1978年3月写于北京友谊医院，发表于1979年《十月》第二期。《牛棚小品》记载了丁玲多年生活磨难中的一个断面，即1968年夏－1969年春被隔离在北大荒“牛棚”中的一段历史。在“牛棚”中她被监禁了10个月，不能与隔壁“大牛棚”中的丈夫陈明自由来往，而且，由于缺乏营养，患了夜盲症。
1982年4月8日，丁玲在《十月》杂志授奖大会上专门讲了《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丁玲说，1978年党的“十一”大后，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给自己带来很大希望，自己不久就可以重返文坛，拿什么新作作为见面礼给读者呢?她思前想后，认为《杜晚香》比较合适。《杜晚香》塑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东北农垦区的劳动模范杜晚香。当她把稿子给山西长治的熟人看后，熟人说，不是时鲜货，靠它亮相，怕是不行。但丁玲坚持认为，中央领导同志在“十一大”报告中提到文艺作品应少宣传个人，要多写普通劳动者，《杜晚香》正符合中央精神。
1979年回京后，丁玲把《杜晚香》先给一家报社，后又给《人民文学》，但这两家的编辑都建议删改，她舍不得删削，于是又投稿给《十月》。正当《十月》编辑部准备排印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又要索回稿件。无奈之下，为了大家不伤和气，丁玲让《十月》出让稿子，并答应把《牛棚小品》给《十月》作为替代品。“因为《十月》不愿舍弃《杜晚香》，我只得把它拿出来交换。”
《牛棚小品》就这样羞羞答答出世了。
二、丁玲晚年的创作心态
丁玲复出后在拿什么作为给读者的见面礼这个问题上是颇为慎重的。她坚持拿出《杜晚香》，后来因为两家编辑部争稿，才又拿出《牛棚小品》。由《牛棚小品》刊出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出晚年的丁玲不仅不愿过多宣扬自己，不愿絮叨自己的苦难，而且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有意在承担一个作家对社会的使命。丁玲深知《牛棚小品》的文学魅力，她对自己的作品心里有数。“难道我个人不了解我自己的作品吗?不过，昨天，今天，我反复思考，我以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自然，这里没有绝对相反的东西，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杜晚香》。是不是由于我太爱《杜晚香》，人民更需要杜晚香的这种精神呢?我想或许是的。”
丁玲复出后的创作思想是很复杂的。一方面，蒙难多年、阅历丰富的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紧跟时代步伐，为社会主义建设呐喊助威；另一方面，感情细腻、性格倔强的她深知作家独特的主体感受、作品的审美因素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
毋庸讳言，残酷的政治迫害深深影响了她晚年的创作，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丁玲晚年把政治归属感当成惟一的价值取向，她晚年的创作完全失去了独立的文学品格，这未免有失公允。原因在于：
首先，在她的《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等晚期作品中，她对共产党的讴歌是真诚的。她真心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她真诚地用一个党员作家的标准去写作，而不是故意做作。1979年夏，丁玲刚回北京不久，华裔美籍作家於梨华女士访问她时，听说她曾在北大荒喂鸡，感慨地说：“你是一个作家，不让你写文章，却叫你喂鸡！”丁玲解释道：“从时间上讲，我先是作家，后当党员；但从责任义务上讲，我首先是党员，后才是作家，是一个党员作家。”丁玲说的是真心话。她始终认为党的核心力量是可靠的，她从来没有对党失去过信心。1976年，她曾对陈明说：“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我尊敬毛主席，但我知道，他老人家这件事是错了。我总相信，他老人家总有一天会察觉到这个错误，还有中央那么多老同志，还有周恩来。”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对党的感情和信任。
正因如此，在丁玲复出后，在很多人都以为她要大唱今日之《离骚》时，她却推出了《杜晚香》。1981年丁玲访美期间，她让期望听到“新的叛逆语言”的西方各界人士彻底失望。有人据此认为，“丁玲晚年已深深陷入一个走不出的怪圈，其突出表现在失落感、失语症、恐惧情结等方面”。但到底是丁玲晚年陷入了政治怪圈，还是某些研究丁玲的人陷入了思维怪圈，先给了丁玲一种预设的选择呢?王蒙先生
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说，丁玲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自己的政治可靠性、忠诚性、政治信用性，亦即她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声誉”。这话似乎在赞扬，又似乎在贬损，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丁玲说话就从来不含糊：“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她是一个勤勉的作家，更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她认为自己受罪时，党也在经历磨难，自己与党是同命运的，不值得抱怨。有人嘲笑她遭受了那么大的罪后，竟然不揭露、不控诉，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对此，傅光明说：“有些作家文人尽管他巴不得赶紧被‘政治化’了，好享受与之相匹配的那级政治待遇，可他表面上却还要装出一副好像特别讨厌‘政治化’这个提法的超脱样子，愤世嫉俗、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这何尝不矫情呢?见到这样的人，我就禁不住像吞了只苍蝇般的恶心。丁玲好歹是‘政治化’的率真。”
是的，或许很多人都认为作家无法脱离政治，但只有丁玲大胆、明确地指出：“文艺作品总是有内容、有主题的。梁信为什么写《红色娘子军》和《从奴隶到将军》，而不写别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怎么能不为人民写东西，不为共产主义写东西呢?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丁玲永远是这样的直率，这样的坦荡。她毫不隐晦地称自己是“歌德”派，并创作了长篇诗歌《歌德之歌》献给党的60岁生日。“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同受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所受的折磨比我更大更深。”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理解丁玲的胸怀和赤诚，由于她的真诚，她的“歌德”类作品中也不乏精彩动人之处。
其次，作为一位老作家，作为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极个性化的作品而成名的作家，她并非不知道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哪里。她在许多场合也谈到她对文学的理解，表达她个性化的创作主张。1984年，法国记者苏姗娜·贝尔纳在《会见丁玲》的采访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
“您认为女作家应重点写什么?”
“不能划框框，每人都应写她最熟悉的东西。”
她停了一刻，又说：
“我个人是主张写爱情的。”她说这句话时，声音变得那么纯真。“爱情对于人生的幸福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情，从古到今，爱情一直与生活、与文学不可分开。我们中国有很美的爱情故事，有《
红楼梦》、《西厢记》、《白蛇传》等写爱情的作品，只有写美好的、高尚的感情，才得以流传下来。
丁玲如是说，也如是做。晚年，她通过《魑魅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和《风雪人间》写出了自己经历过的最熟悉的生活，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她一生中的两大灾难——“文革”时期的蒙难和囚禁南京的痛楚。这些极具特色的作品是灵魂的袒露，是人生的哲学思考，同时也饱含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里，我们能说丁玲晚年失去了创作个性吗?
笔者认为：丁玲晚年的创作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小说，也有展现自我心灵世界的散文。她的小说和散文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对丁玲来说，这两种创作并不矛盾。一个作家为什么不可以有多种风格的作品呢?“司空图的《诗品》把风格分为24种：雄浑、冲淡、纤脓、沉着……这自然是对风格研究的一大贡献，但我们也要知道，风格绝对不止这24种，世界上有多少成熟的作家就有多少种文学风格。而且，越是大作家，他的风格也越多姿多彩，而终生只有一种风格，乃是一种遗憾，这正如布丰所说：‘一个作家绝不能只有一颗印章，在不同作品中都盖同一印章，这就暴露出天才的缺点。’”构成风格的核心是作家的艺术个性，丁玲作品呈现出的不同风格正说明她艺术个性的丰满，说明她创作的多元化。风格可以偏爱，但不可以偏废。你可以不喜欢丁玲晚年的政治类作品，但不可以说她就没有自己的艺术个性。
我们可以用“作家心态与创作”的理论来理解丁玲晚年的这种多元创作现象。
作家心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真诚的心态，即热情地、心甘情愿地为某种目的而创作的心态；一种是自由的心态，即超越功利欲求的、排除非艺术因素干扰的创作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作家往往进行技术性创作；在后一种心态下，作家往往进入审美的创作境界。相对来说，后一种心态下的创作更容易出优秀作品，但也不能否认，前一种心态下的创作同样可以获得成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表明：从政治角度出发也可以创作出优秀作品，例如《红色恋人》、《青春之歌》、《红岩》等这类“红色经典”作品。我们不能片面认为，文学创作一旦与政治联姻，就“席勒化”了，就成了政治公式的图解了，作家就失去创作个性了，等等。
丁玲晚年不同风格的作品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她晚年的小说创作的确有程度不同的概念化痕迹，但除此外，她晚年还留下了大量散文、杂文、文论等。她纪念鲁迅、瞿秋白、艾思奇、冯雪峰、胡也频等先辈和友人的散文，凝聚着火一般的真情；她在《谈写作》中直言不讳地讲述自己的文艺观。丁玲晚年并没有失去创作个性，她作品的选材、情思、语言等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文革”后，巴金、季羡林等人都写了以“文革”为题材的回忆性散文，并都涉及到了“文革”的特殊产物——“牛棚”，而丁玲的《牛棚小品》更是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记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笔。《牛棚小品》无论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价值上说，都堪称当代文学史上的精品，是丁玲个性化创作的典范。为什么这样说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丁玲晚年作品中哪些地方体现了丁玲的创作个性。
三、丁玲晚年创作个性在《牛棚小品》中的体现
所谓创作个性，是指作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比较固定的特性，这种特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下形成。丁玲早期作品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莎菲女士的日记》从人性的角度对女性的生存意义进行了探索；《阿毛姑娘》写了主人公对真爱的追求；《从夜晚到天亮》运用了细腻的心理描写……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丁玲早期创作个性的凌空高蹈。丁玲晚年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一类作品继承并发展了她的这种创作个性。这类作品以自由的心态、理性的思考抒写生命意识，讴歌忠贞爱情。丁玲丰富的人生阅历、杰出的艺术才华使她晚年的这类作品更加呈现着“武将军”的洒脱和“文小姐”的细腻。
1936年，丁玲逃离南京，在其穿越重重封锁抵达陕北时，毛泽东题赠《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以示欢迎。“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到陕北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慰问、宣传，后又负责《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一支纤笔写出了许多锦绣文章。能文能武的丁玲既有“武将军”的洒脱风格，又有“文小姐”的细腻气质。这种品格
在她晚年的作品中也有体现。
首先，《牛棚小品》中有一种“武将军”的豪迈、洒脱。《牛棚小品》充满了豪迈、乐观的气息。它虽然记述的是“牛棚”生活，但全文的写作不是出于一种受害意识，文章主旨不在暴露，而是着意写顽强的生命、坚忍的意志和患难的夫妻情义。它不同于一般的伤痕文学作品，它没有残酷的揪斗场面，更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有一种洒脱，一种峭拔，一种生动的、浪漫的风格。它竭力描摹束缚中所获得的片刻快乐，努力捕捉生活中的美好情愫。正如一些论者所说：“《牛棚小品》则以欢娱之笔写凄惨之景，字字是血，声声皆泪，却又意趣高超，神采飞动，毫无缠绵感伤之弊。”文章无论是记述还是描写，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了“武将军”的敏捷、爽朗、豪迈、洒脱。且看《牛棚小品》最后的“别离”部分：
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乎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像正在无忧地、欢乐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多么潇洒的送别啊!这段春意盎然的描写给离别场景增添了一抹亮色!陈明高高举起的臂膀仿佛在说：没有过不去的河，挥挥手告别昨日的伤痛，扬扬眉迎接严峻的明天。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同是五四女作家，冰心、庐隐的文章有婉约之美，丁玲的文章则焕发着阳刚之气。难怪尼姆·韦尔斯称她是“一个女性非女子气的女人”。
其次，《牛棚小品》中有着“文小姐”的细腻才思。《牛棚小品》以女性特有的笔法进行了探幽入微、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作者写自己透过玻璃窗向外看时的心理：
我悄悄地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向四面搜索，在一群扫着广场的人影中仔细辨认。……我找到了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瘦小的身躯……我的心急遽地跳着，赶忙把制服遮盖了起来，又挪开了一条大缝。我要你走得更近些，好让我更清晰地看一看……可是，忽然我听到我的门扣在响，陶云要进来了。我打算不理睬她，不管她，我不怕她将对我如何发怒和咆哮。但，真能这样吗?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这个幸福的秘密……于是，我比一只猫的动作还快，一下就滑坐在炕头，好像只是刚从深睡中醒来不久，虽然已经穿上了衣服，却仍然恋恋于梦寐的样子。
这段描写既写出了心理变化的起点和终点，又展示了心理运动的过程；既表达了意识的自然流动，又把人物心灵的轻微颤动作瞬间的定格。曲径通幽，妙处难与君说。读这一段，我们仿佛跟作者一起进行一场冒险行动，惊心动魄又欲罢不能。读完了，心还在怦怦直跳，有些后怕，又有些快意。为了保住“窗后窥视”这个秘密，她听到陶云回来时，立即像猫一样“滑”坐在床上。一个“滑”字，境界全出，多么生动!像在跟看守“捉迷藏”。为了拿到书简，她“装模做样”捅炉子，出炉灰。读着这些情节，我们在为作者的处境掬一把辛酸泪的同时，也为作者的生存智慧发出会心的微笑。她是多么“诗意地”栖居在“牛棚”里的呀!
再如，文中有一段写她接到书简还没来得及看时的心理：
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便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其实，我那时的心啊，真像火烧一样，那个小纸团就在我的身底下烙着我，烤着我，我表面的安宁，并不能掩饰我心中的兴奋和凌乱。
这里，寥寥数笔写出了自己收到书简的兴奋，怕人看见的心虚，故作镇定的安稳。丁玲就是这样一位擅长心理描写的大师。她善于以语言为媒介，调动读者的审美想像，用委婉又粗犷、柔情又豪情的语言来细细描摹人物心理。《莎菲女士的日记》、《夜》中有精彩的心理描写，《牛棚小品》中的心理描写更加炉火纯青，是“庾信文章老更成”。
窥一斑而知全豹，丁玲晚年创作的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一类作品，坚韧和峭拔并重，苦难与超脱共存。从人性出发，以艺术见长，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
综合《牛棚小品》刊出的背景及其创作美学价值的分析，笔者认为丁玲晚年的创作个性特色是：一方面，她以一个党员作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强调歌颂光明，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并努力通过小说创作来实践这一主张；另一方面，她创作了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一类作品，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她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和智慧探索，从人性出发凸显了老而弥坚的主体精神和自由意志，唱出了逆境中求生存的凯歌。尤其是她的后一类作品突出表现了她的创作个性，那“武将军”的豪迈洒脱和“文小姐”的细腻才思都是她晚年创作个性的典型体现。
丁玲晚年的创作并没有失去个性，丁玲就是丁玲，她就是这样存在着。说矛盾也好，说和谐也好，说她是60年代的右派也好，说她是80年代的左派也好。总之，她既是战士又是作家，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普通女性，是多重角色的组合。她是真实的、有个性的。周良沛在《丁玲传》的封面上，以丁玲喜欢的仙人球作“标识”，以示丁玲与其他作家的区别。我想，这很有意味，“仙人球”怎么可能没有个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