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隋唐洛阳城的里坊全部集中在郭城內。随着都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都城市场的迁徙兴废，东都洛阳里坊的规模和数目体现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隋唐洛阳里坊的街巷布局应是既有东西南北大街，有环坊墙內侧的街巷，还应有其他一些小的巷、曲，十字街再加上小的巷、曲相隔，构成了隋唐洛阳里坊的內部结构，居民住宅就分布在诸巷、曲之內。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约束，隋唐洛阳里坊与长安相比，既相同也有一些区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关键词：隋唐洛阳；里坊制度；结构特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94-05
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空间规划的基本单位，也是一种聚居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制度，它在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城中发展得最为完备。然而，由于受资料与学科视野所限，有关隋唐洛阳里坊制度的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些涉及洛阳里坊的基本问题如里坊的规模与数量、形态结构及其特征等都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隋唐洛阳里坊的规模与数量
隋唐洛阳城一改北魏洛阳城里坊遍布郭城和内城的做法，将居民居住的里坊全部集中在郭城内。隋炀帝时一度改称为里，唐代又改称坊。但在唐人生活中。往往或称里，或称坊，有时坊、里并用，坊更近于城市化。《
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曰：“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旧唐书·食货志》曰：“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则为村。”唐人苏鹗在《苏氏演义》中则进一步指明：“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又说：“方，类也。《
易》曰方以类聚，居必求其类。夫以药术为方者，亦以同类之物成乎方也。”这里不仅说明了“坊”由“里”演变而来的事实，而且指出了“里”何以又称作“坊”的原因，以及“坊”的空间形态，即“方”是一个方形的地域空间。
文献中，关于洛阳坊市数字的记载并不一致。《隋书，地理志》载曰：“里一百三，市三。”《
唐六典》卷7注称：“凡一百三坊三市。”《旧唐书，地理志》云：“都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大业杂记》记隋创东都制度：“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洛河南北诸坊总数为126坊。上述四书均未列举坊市名称。《元河南志》虽记述唐代东都坊里名称、位置，但未计总数。徐松据以作《
唐两京城坊考》文图自相抵牾，竟有110坊、111坊与113坊之记。近来一些学者利用出土唐人墓志铭考察东都里坊数目，又有109坊、超过113坊和至少应在128坊以上之说。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始建东都，到907年朱温代唐建立后梁、以汴京为都，洛阳作为隋唐东都历时近三百年。应该说，随着都城建设的发展，特别是都城市场的迁徙兴废，东都洛阳里坊数目之变化肯定是有的，上述诸说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变化情况。
隋炀帝营建东都，将宫城、皇城置于郭城西北角，全城以洛河为界划为南北两部分，以洛河以南、宫城皇城以东的洛北区东部和洛南区的全部作为坊市区。洛北区东部以宣仁门至上春门(上东门)间东西大街和北城上喜宁门(安喜门)、徽安门内各一南北大街十字相交形成干道网，其间布置东西6坊、南北5坊，共计30坊。最南一列南临洛河，以其中部二坊之地立市，称通远市。洛南部分也按其面积以南北向的建国门(定鼎门)街、长夏门街、白虎门(厚载门)街和东西向的建阳门(建春门)街和迎春门(永通门)街相互交叉形成的干道网加以分割，安排里坊，共6行11列坊，计66坊。这样，加上洛北的30坊，再加上后增筑的洛河南岸2行14小坊，除去通远市占去的2坊、丰都市4坊、大同市1坊，恰为103坊。这样的安排在文献中也是有据可查的。前引《旧唐书·地理志》云：“都内纵横各十街。”东都街道十分规整，里坊由纵横街道组成。若据“都内纵横各十街”，依隋唐人习惯，除去东郭顺城街、白虎门(厚载门)街及城西南隅数坊，东西有10条南北街。同理，不计南北郭顺城街及洛河南岸两列小坊，南北也有10条东西向的横街，这纵横十街平面布局恰为洛河南共6行11列坊里，为66坊(丰都市居4坊)，洛河北岸共5行6列坊里，居30坊(通远市居2坊)，共计96坊。其中除去隋初之丰都市4坊、大同市1坊、通远市2坊共7坊地，余为89坊；再合计洛南后增之14小坊，恰为103坊，实为《隋书。地理志》所指。《
唐六典》所载循隋初之制。《旧唐书。地理志》所记“一百三坊，二市”既是因循旧说，再加上唐代西市设置时间较短，故有“一百三坊、二市”之说。由此可见，《隋书，地理志》、《
唐六典》及《旧唐书，地理志》所反映的都是隋及初唐的情况。
唐贞观之后，东都里坊变动较大。就文献记载而言，因市场兴废引起的变化就有三次：一是贞观九年于南市之地增设永泰、临德二坊，而南市较贞观九年前的四坊仅保留一坊半；二是唐初在洛北临德里设置北市，废隋通远市，置铜驼坊；三是显庆中在隋末战乱中已废弃的大同市旧地设为民坊。天授二年又在固本坊之地设立西市，“开元十二年，废西市。取厚载门之西一坊地及西市人苑”。中晚唐以后，洛河泛滥北移，一些坊不断分合移名，西南角处四坊也或设或并。到五代宋初时，形成了120坊。但据洛阳等地出土的唐代墓志，还有相当数量的洛阳里坊在文献记载中付阙。如乐城坊(里)、润安里、隆化里(坊)、敬业里、弘敬里、患坊或患宫坊、三市里、上东里或上东门里、长夏里、建春里(坊)、徽安里、安喜里、肃春里、风信坊、故钱坊等不下十余个。这些里坊中除乐城坊考证在南市北、通利里南外，其他位置都不得其详，其设置时间及其与其他里坊的关系均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落实。
二、隋唐洛阳里坊的形态结构
隋唐洛阳的里坊建设是按照都城建设规划进行的。在建筑规划中，先建宫城、皇城，再建郭城、开辟街道，尔后逐步建筑里坊。宫城，位于郭城之西北隅、皇城之北。皇城，围绕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郭城总体布局呈方形，设在皇城和宫城的东部和南部。郭城的东北隅和洛河南岸为里坊。郭城“内纵横各十街”，形成棋盘式格局。在洛河以南已探出南北竖街12条、东西横街6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竖街4条、东西横街3条。其道路系统的特点是交通方便，整齐有序。一般通向城门的大街都很宽，最宽的南北干道定鼎门大街又称“天街”，宽121米，隋炀帝尝“盛陈百戏”、唐中宗观“泼塞胡戏”、唐玄宗大集散乐，都是在这条街上举行的。其余的街道一般宽41米，宽阔通畅。但这些街道都是土路，雨雪时交通不便；为了排水，路面中间高，两侧有水沟，沟外是坊墙。
城内纵横交错的笔直街道划分出布局整齐的里坊，面积大小基本相同，“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形制基本为正方形，折合今尺每坊的长宽均为441米，约0.5平方公里。宿白先生认为，这可能是沿袭北魏
洛阳城坊的形制。考古勘探表明，洛阳里坊东西向约在470—520米之间，南北向约在480—530米之间(定鼎门西第二坊东西415米，南北480—520米)。若再减去坊墙与街道间的距离，考古所得的这个尺度就更接近文献记载的方一里了。史籍记载的尺寸大约是规划设计时的尺寸，或举其整数而言，在具体施工建设时，受地形和街道宽度不一致的影响，出现变动也属正常情况。如洛河两岸的里坊多是半坊，即应是受到洛河南岸所余面积的限制所致，因此沿河两排里坊的形制很可能不是正方形，而多变为南北比较狭窄的长方形。
里坊四周围有坊墙。根据近年考古勘探得知，洛阳坊墙厚度约在4米左右，均为夯土版筑。从文献记载来看，其高度大约不会超出常人肩部。《
全唐文》卷267载有卢倆《对筑墙判》文：“洛阳县申界内坊墙因雨颓倒，比令修筑。坊人诉称：皆合当面自筑。不伏率坊内众人共修。”卢倆判云：“坊人以东里北郭，则邑居各异；黔娄猗顿，乃家产不侔。奚事薄言，伫遵恒式；既资众力，须顺人心。垣高不可及肩，板筑何妨当面?”同书卷980载阙名之《对筑墙判》，命题同前，判文亦云：“广木墉，见铜驼之咫尺，仲尼数仞，无复及肩。”卢俌中宗朝为右补阙，后迁秘书少监，开元时为修图书副使。唐代的判文，有虚拟的命题，也有实际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垣高不可及肩”，说明洛阳坊墙远远低于长安坊墙9米左右的左右的高度，可以方便地从坊外窥见坊内的情况。坊墙虽不高，但当部分坊墙坍塌时，坊人仍希望“当面自筑”，而不是由全体坊人共修。对此，卢倆还是要求坊人共修。当然，这可能是一般情形。也有官家出钱维修坊墙的。唐德宗“贞元二四年二月敕，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不得科敛民户”。
坊墙上辟有坊门，坊门为重楼。《大业杂记》云：洛河“大堤南有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
资治通鉴》卷183“隋恭帝义宁元年”注引《考异》亦云：“《略记》：三月……乙亥，密部众人自上春门……丙寅，烧上春门及街南北里门楼。”坊内居民出入必须经由坊门，坊门由坊正负责，“以时启闭”。除正月开门观灯等特殊原因外，平时是统一以鼓声为准，“昏而闭，五更而启”，与城门的开闭时间同步。
洛阳里坊究竟开有几个坊门?《旧唐书·地理志》云，“开东西二门”，是说诸坊只有东西二门，与长安皇城南朱雀街东西两侧的三十六坊相类。此说与其他文献记载相悖。如《元河南志》卷1引韦京《西京记》云：“每坊……开十字街，四出趋门。”也与考古发掘结果不符。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隋唐都城里坊遗址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三次在洛阳明教坊、履道坊、恭安坊，从中可进一步窥见洛阳里坊的自身结构和基本形态。
明教坊是定鼎门街东最南面的一个坊，南靠郭城南城墙，西临定鼎门大街，北为宜人坊，东为乐和坊，现存北坊墙的西段240米和西坊墙的北段114米。坊墙系夯筑土墙，残宽1.4-2米。该坊中部有十字相交的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一条，东西街长500米、宽14米，南北街残长340米(原长530米)、宽也为14米。四面坊墙中部开有4个坊门，东接坊东大街，西接定鼎门大街，南接南郭顺城街，北接永通门大街。考古实测的数字是以坊街实际保存的宽度即周围道路内侧计算的，实际还应当减去坊墙与街道间的距离，所以坊墙内的面积要比上述数字小。据文献及墓志记载，坊内有龙兴观，唐尚书右丞宋璟、国子司业崔融、河南府士曹参军崔同等曾在此居住。
履道坊位于长夏门东第四街，因距朝、市都比较远，“居止稀少，惟园林滋茂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宁静幽美的居住区。当时这里居住了许多达官贵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就居住在履道坊，直至寿终。白居易在《池上篇》并序中对履道坊环境及其宅院形制构造记载详细：“都城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隅，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道池桥道间之。”(卷69《池上篇》)1992年，考古工作者对其宅院进行勘探发掘。发掘表明，履道坊的西侧自南而北有两条唐代水渠，且在西北隅汇合后转向东流，这与《
唐两京城坊考》中所绘伊水渠的走向相一致，而且能够与白居易诗句“徘徊伊涧上，睥睨篙少旁”相互印证。水渠间发现有一条坊间大道，宽8米余，坊内有十字路及小十字路。白居易宅第面积约合今13.4亩。从白府墙基散水及残存建筑基址看，其布局南有厢房、北有上房，是一座有前后庭院的两进院落式庭院，后院是白居易及其家人的卧室、厨房，有一平面呈方形的中厅，东西两端有回廊与两面对称的东西厢房相连。在居住区之南，有引水渠与坊西侧的伊水渠相通，很可能就是南园中的池沼。从考古发掘看，宅院的布局大体是：宅门向西临坊里巷，西巷有伊水渠从南往北又东流去。园内水由西墙下引入，在园内周围绕流，于东北流出入于伊水渠。南面是园，有水池；第宅在东北，第宅西是西园。白府的这种布局可与白居易有关诗文相互印证。如《池上闲吟二首》、《题新居，寄宣州崔相公》、《北院》、《闲坐》、《池上作》等。白居易宅第在唐宋两代都是著名的园林。五代时社会大动乱，履道坊年久失修。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改履道坊为普明禅院，北宋时称大字寺园。《
唐两京城坊考》记述履道坊在隋代有乐平长公主宅、两京设计建造者宇文恺宅，唐代有源匡赞宅、高力牧宅、吏部尚书崔群宅。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又据出土墓志补充有中散大夫上柱国行成州长史张安宅、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崔皑宅、泗州刺史赵本质宅、口口大夫行苏州司马上柱国张利宾宅、桂阳郡临武县令王训宅、邺郡成安县尉高故妻张氏宅、河南府洛阳县尉王师正官第、京兆府户县令李钧宅、吏部尚书崔群宅、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崔慎由宅。惟这些住宅目前尚不能确认其具体位置。但从中亦可说明，履道坊因其环境优雅，使这里官宅密布，空间利用率十分高。
恭安坊位于定鼎门街东第三街，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32万平方米。坊内发现了两条分别呈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街道，在中部呈十字交叉状，各长约500米、宽8米，应为当时坊内十字大街；坊的南部发现一段10米长的夯土坊墙和一处建筑遗址，可能是当时的一座坊门。在坊的东侧和西侧各发现一座居民院落，院落北围墙外发现一处蜿蜒曲折的水渠。
此外，在洛阳长夏门西第一坊归德坊、建春门南第三坊永通坊的考古勘探中，也发现了十字街的残迹。
据上述考古勘探，坊内十字街道的宽度诸坊并不一致，明教坊十字街宽约14米，而恭安坊十字街宽度仅约8米。
从洛阳里坊考古发掘情况看，隋唐洛阳里坊坊内辟有十字街，说明坊四面皆有东、西、南、北四门，从而证实韦述所说为是。《
太平御览》卷180引韦述《两京
记》云：“宣风坊北街之西，中书令苏味道宅。”《
唐两京城坊考》卷5亦有相同记载。《
太平广记》卷159《崔元综》说：崔氏梦中相随一女子向“东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又同书卷484《郑还古》云：“郑还古，东都闲居，与柳当将军者甚熟。柳宅在履信东街，有楼台水木之盛。”宣风坊系洛阳定鼎门街西第一街由北至南第三坊。履信坊为洛阳长夏门之东第四街由北至南第六坊。文献中所言北街之西、街西、东街，可与考古发现洛阳里坊四门之制相互印证。
隋唐洛阳里坊的内部结构，以往多认为，其坊内是“四区”区划制，即一坊只有一个十字街，据此分一坊为四区，每面开一门，而不像长安里坊那样，在四区内再设十字街，形成“十六个区”的格局。但考古钻探在履道坊内除发现了“大‘十字路”’，即坊内十字街外，还发现坊内有“小‘十字路”’，因考古公布资料过于简单，其具体内涵目前尚不清楚，但它说明洛阳里坊有可能在“四区”区划制外，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区划，这应是无疑的。
明教坊、履道坊和恭安坊的考古发掘，对研究隋唐洛阳里坊布局、建筑形制及民居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等都有重要意义。然而也有些问题并未得到答案。历史文献记载洛阳里坊有十字街，有些住户住在坊的四隅。那么在四隅的住户如果没有环墙内侧的街道或里巷，他们是如何出入的?沿坊墙内侧究竟有无街巷?明教坊和履道坊白居易宅第的考古发掘并无对履道坊西北隅是否有街巷以及小巷、曲作出解释。因此，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从文献中寻找线索。
据《
太平广记》卷299《韦安道》记述：韦安道“唐大足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人”。《
唐两京城坊考》卷5“慈惠里”条亦录有《异闻录》事。
《
太平广记》卷484《李娃传》亦云：某举子“以乞食为事。……时雪方甚，人家外户多不发。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连声疾呼……娃自閤中闻之，……连步而出。……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慈惠里在洛阳长夏门东第二街自北向南之第一坊，紧靠洛河北岸。从武则天大足年中韦安道在慈惠里的活动和《李娃传》所记之事，证明洛阳慈惠里和长安安邑里一样均有坊墙内侧之街巷。
《
太平广记》卷362《李林甫》云：“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也。”《
长安志》卷8《平康坊》曰：“东南隅右相李林甫宅。”《
唐两京城坊考》卷3注引《开天传信录》亦有相同记载。所谓东南隅即东南角，按理自然不会靠近坊内十字纵街的南段，由此可证明坊内四隅的住户应是从环坊内侧的街巷出入的。
洛阳里坊是否和长安一样拥有坊内巷、曲?按，巷、曲是坊内仅次于街的坊内通道，居民住宅就分布在诸巷、曲之内。它的出现，应是在坊内多于“四区”区划制分区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四门之坊的十字街把坊分为四个部分，有四个十字巷，又把坊分为十六部，形成诸多的曲。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洛阳里坊皆为四门之坊，考古发现也证明履道坊内有大小十字街。这就意味着隋唐洛阳里坊存在巷、曲。下面看一下文献记载的实例。
《
唐会要》卷86《街巷》载：“开元十九年敕：京洛两都，是惟帝宅，街衢坊市……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
《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敕云：“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
《
太平广记》卷118《韦丹》记韦丹受胡芦先生之邀往访元长史事，说二人“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人，数十步，复人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
《
太平广记》卷384《李及》云：“李及者……所居在京积善里。……寻途自还，久之至舍。见家人当门，不得人，因往南曲妇家将息。”
《
全唐文》卷736《歌者叶记》说：“自唐贞元元年，洛阳金谷里有女子叶，学歌于柳巷之下。”
通利坊为洛阳长夏门之东第二街由北至南第二坊。积善里是洛阳定鼎门街西第一街由北至南第一坊。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洛阳里坊的街巷布局应是有东西南北大街，有环坊墙内侧的街巷，还应有其他一些小的巷、曲。十字街，再加上小的巷、曲相隔，构成了洛阳里坊的内部结构。居民住宅就分布在诸巷、曲之内。据曹尔琴、马得志研究，长安里坊巷的宽度为2米有余，曲更狭窄一些。洛阳里坊面积普遍小于长安，以此推测，其坊内的巷、曲也理应窄于长安。自然，这还有待于考古发现的证实。
三、隋唐洛阳里坊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
隋唐洛阳里坊是在北魏里坊制度健全和隋唐长安里坊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与约束，与长安相比，也有一些区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其一，在里坊空间分布方面。隋唐长安城的里坊设在宫城、皇城东西南三面的郭城内，以朱雀大街为轴线左右对称。隋唐洛阳城里坊则分布在宫城和皇城的东面及南部，南北两部分里坊分布不全对称，全城里坊整体未能形成像长安那样沿都城中轴线定鼎门大街两侧左右对称、规整的布局。
其二，在里坊形制面积方面。隋唐洛阳里坊大小基本相同，面积稍小。隋唐长安城里坊平面形制均呈长方形，各坊面积较大且大小也不完全一致，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五类：最大的皇城东西两侧12坊，南北长808.5米，东西宽约955.5米，面积有0.77平方公里；最小的朱雀大街东西两侧的18坊，南北长514米，东西宽477米，面积约0.25平方公里。而洛阳里坊平面形制基本呈方形或近方形，面积大小基本一致，每边各300步，约0.5平方公里，面积稍小。这明显是受到北魏洛阳城里坊形制和规模的影响。宿白先生说，这是洛阳故都(北魏洛阳城)旧制的恢复。
其三，在里坊基本形态和自身结构方面。隋唐长安里坊之门有东西二门制和东西南北四门制两种，其坊内区划因此也有南北“二区制”和东西南北“十六区制”。洛阳里坊只有东西南北四坊门，没有东西二门制。虽然考古勘探在履道坊内发现了大小双重十字街，透露出洛阳里坊可能存在有“四区”以上分区方式的信息。但目前考古发掘也显示，洛阳里坊基本上还是“开十字街，四出趋门”，其坊内区划分为四个区域，每面各开一门。
形成隋唐洛阳里坊特色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宫城、皇城位置变化的影响。隋唐时期都城空间最大的变化，便是皇城的出现，使得古代都城“封闭式”空间结构更加深化，不仅宫城与皇城分开，而且与居民所在的郭城隔离，所有官吏私邸和百姓住宅一律都建在郭城的里坊之中。宫城在皇城中的位置影响到皇城的整体空间结构，而皇城在都城中的位置又影响到郭城中里坊的分布特征。长安城宫城的位置被固定在全城北部中央，全城以宫城、皇城南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将郭城分为东西两大部分，所有的里坊分列在朱雀大街的左右两侧，通称为“左街”或“右街”，由此形成了里坊东西完全对称的棋盘式格局。而洛阳宫城和皇城位于都城西北隅的高地上，南接全城主街定鼎门大街，形成全城主轴线。由于主轴线偏西，都城向南、向东发展，洛河横贯全城，将整个都城分为南北两部分，里坊和市场只能在东部和南部布局。宫城和皇城位置的变化决定着里坊空间分布的基本构架。
虽然洛阳里坊布局在对称、规整方面逊于长安，但就洛阳里坊局部规划所追求和表达的对称、规整布局而言，二者仍有异曲同工之妙。洛南西部，在宫城南方布置四行东西并列、每行南北六列共有24坊，与宫城、皇城同宽，形成以定鼎门大街为中轴线的东西对称，这和长安在宫城前布置四行坊东西并列、以象征四季的意图是相通的。“都内纵横各十街”，如果除去洛河南岸两行小坊和城西南隅数坊，余下的洛阳里坊，其平面布局是和长安城一样规整的。
第二，都城规划思想因素。隋唐两代之所以选择洛阳为东都，是出于军事上便于控制关东和江南、经济上仰赖东南地区的供给的重要原因，因而洛阳都城规划具有较浓厚的控御色彩。洛阳里坊面积以一里为规格的划法使其较长安城里坊小了许多，这样的里坊面积，更便于对里坊居民的控制和管理，同时也表明其对洛阳里坊居民的控制更加强化；而里坊各开四门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活跃和繁荣工商业。
第三，地理环境因素。洛阳城北依邙山，西有涧水，南有伊水，瀍水从城北部中央稍偏东的地方流入。洛河由城的西南流入城内，穿城而过，流向东北，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形成洛河北部西宽东窄、南部东宽西窄的地理格局。这样，使得洛阳城的宫城难以设在皇城中央偏北处，而不得不把宫城、皇城安排在洛河北岸西侧地域宽敞、高爽处。而宫城的位置又决定了轴线的位置偏西。里坊只能偏离轴线，在东部、南部发展。如果不是地理条件的限制，那么洛阳城应该是和长安城里坊布局一样的。洛阳城的东部、南部，地势较为平坦，在平地上建设规划里坊，而且又以长安模式为参照加以改进，避害趋利。洛河南岸两排小坊的安排，是受洛河南岸所余土地面积所限而为，而这种小坊的形式应是受到长安小坊设计的影响。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