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旗渠精神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与中原文化精神的厚重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在以下方面秉承了中原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原文化中天人关系的新发展、中原文化优秀品质的自然接续、中原民间伦理的社会化践履与更张、中原民生意识中利益共享原则的放大与超越、中原文化与社会实践中领导者献身精神的延展与新生。
关键词：中原文化；红旗渠精神；历史动因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4—0055—04
红旗渠精神的基本内涵被人们总结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16个字。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林州人民谱写了“10万大军战太行、10万大军出太行、10万大军富太行”的创业三部曲，并使得这一从中原文化中陶铸而出的精神代代相传，引领中原儿女开拓进取，奋勇前进，使其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正如胡锦涛在视察红旗渠时所指出的：“红旗渠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需要大力弘扬。”并希望林州人民把青年洞、神工铺等景点，办成青少年教育基地，“继续发扬红旗渠精神，再创林州辉煌，谱写好林州发展四部曲”。红旗渠的修建离不开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地方领导的正确决策。但从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红旗渠的修建还与中原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
一、中原文化中天人关系的新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原文化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合共生。表面上看，天人合一的态度避免了西方文化中过分强调天人相分而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许多弊端，但事实上人对自然的尊重，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那就是自然必须为人类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白居易集·礼部试策五道》谓：“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这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同样也是着眼于人类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而言的。真正从学理形态而言，尚有中原思想家子产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之说。因此，中原人讲天人合一，无疑也是企望假借自然来提升和延展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获得基本的保障。中原另一思想家兼文学家刘禹锡在《刘梦得文集》卷一二《天论》中说：“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红旗渠人对此显然也是有自己独到理解的。以此而言，红旗渠人对大自然的改造未必不是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出发的，因为红旗渠的修建，不仅改善了这一地区的人文环境，还通过植树造林等手段改善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双赢。也就是明人薛暄《薛文清公读书录》所说的：“天定能胜人，人亦定能胜天。”即人与天互胜双赢。新中国建立初期，经过土地改造让更多的人分得了土地，林县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林县人民发现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制约着土地的收成，甚至影响着人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受抗美援朝的精神鼓舞，以及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客观上使人们能够集中精力去完成这一宏伟工程。因此，修建红旗渠这一壮举，事实上并不是基于人与自然抗争的臆想，而是从天人合一的基本文化理念出发，通过天人相分的过程和手段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天人合一。
二、中原文化优秀品质的自然接续
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和突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其中中原文化中包涵的重功精神、创造精神、勤俭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吃苦耐劳精神等，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关于重功精神，《二程集·粹言》说：“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又谓：“学而不能成其业，用而不能行其学，则非学也。”“践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践言而人信之者。”关于创造精神，《诗经·大雅·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关于勤俭精神，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而不匮。”《乐府诗集·梁太庙乐舞辞·撤豆》：“克勤克俭，无怠无荒。”《尚书·大禹谟》：“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宋史·梁焘列传》：“凡言节用，非偶节一事便能有济。当每事以节俭为意，则积久累日，国用自饶。”关于团结协作精神，如《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白居易集·太平乐》：“愿同尧舜意，所乐在人和。”关于吃苦耐劳精神，如《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白居易集·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沾枯发枝叶，磨钝起锋芒。”以上这些无疑是中原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而这些核心内容自古以来就不只是一种理论言说，它贯穿了中原人的整个生存实践史，并成为当代中原人最基本的精神支柱。所以，很自然，它们都在红旗渠精神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和合理延续。
被国际友人称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红旗渠所在地——河南林州(原林县)，地处豫西北的太行山东麓，那里山多地少，石厚土薄，凿井无泉，引水无源，十年九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全县500多个村庄，历史上有三百多个村庄人畜饮水非常困难，人们经常要翻山越岭，往返数十里远道取水。新中国成立前，流传“吃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的民谣，甚至有“家有万贯财不如一口井”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决心摆脱干旱，秉承中原传统文化中的“愚公精神”，创造新时期的“愚公移山”，即“逢山辟山，遇岭凿洞，移山填谷”。提出了“用林县人民勤劳智慧的双手，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口号。他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用简易的索绳、铁锹，仅用了10年时间，就在离平原地面一千多米的太行山山腰，开凿了一条包括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总长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而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时期，每位民工每天仅有六两粮食，困难可想而知。红旗渠人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县、社、队三级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总投资的85.06％，保证了这一宏大工程的顺利完成。1996年，江泽民在视察红旗渠时指出：红旗渠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过去看过红旗渠电影，但百闻不如一见，亲自来看一看，增加了感性认识。那个时候正是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能把这个渠搞出来?就是靠这种艰苦创业精神。这个精神不单单是你们林州的、河南的精神，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管是河南的精神财富也好，整个国家的精神财富也好，其中都透出中原文化优秀品质自然接续的明显特点。
三、中原民间伦理的社会化践履与更张
中原著名诗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谓：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人文厚重，民风淳朴，德风良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与发展。特别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自先帝时代开始就有厚重的人文积淀，如完备的礼乐文化和礼仪制度、灵活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化手段等，这使得中原地区的不同人群自上而下都能受到良好的文化熏染，从而使得君臣民吏、妇幼老少共同支撑起文明而淳朴的社会风尚。如《礼记·乐记》所谓：“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而中原地区的人文精神本身又是多元的，《尚书·洪范》曾总结为：“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老子《
道德经》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为人正直，刚健有为，但又不乏和善柔韧，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务实态度。由于人文发源地的历史机缘，中原地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在这种积淀中逐渐形成的这种务实精神，将中原士人文化和民间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使中原文化在理念层次上的道德承诺最终演化为一种朴实无华的民间伦理。这种民间伦理所熔铸的自强精神、奋斗精神、俭朴精神、民生精神、宽容精神、灵变精神，无一不在后世逐渐演化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有学者在谈到中原文化的核心——河洛文化的基本精神时说：“河洛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奋发向上、勇于创新、自强不息。这种精神曾激励了千千万万的河洛儿女。他们创造了河洛文化，世世代代又发扬光大。《河图》、《洛书》是河洛人聪明智慧的结晶，它奠定了人类文化的初基。老子的《
道德经》成为中国道家的经典著作；三班著《
汉书》，我国第一部断代史问世；司马光等人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才能成书；蔡伦以最大的毅力终于造出了‘蔡伦纸’；张衡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创造出候风仪、地动仪、浑天仪；左思构思十年，《三都赋》问世，才有‘洛阳纸贵’之说；玄奘西域取经，历经17年之久，才有御封‘三藏法师’之称。二程几乎用尽终生之力，才创立了‘洛学’，为中国理学奠定了基础。这一项项发明，一次次创造，一件件革新，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那种坚忍不拔、勇往直前、战天斗地、不惧牺牲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的品质，也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完美的体现。”中原作家李隼在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说：“多少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从1969年起，我在黄河泛区又当了四年农民。通过我听到的一些动人故事，看到的一些人物的悲壮斗争场面，我觉得好像捕捉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故事告诉我，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正是这些民族精神影响和支撑着红旗渠人的生存体验和奋斗历程，从而促使他们完成了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修建红旗渠这样巨大的人力工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而光靠几个专家显然是不行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红旗渠工程的核心力量，这一壮举的实现靠的正是他们无穷的力量和无尽的智慧。10万林县人踏人莽莽太行山中，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引水之战，10年奋战，80多位修渠英雄的生命代价，他们毫无怨言。而这正是中原民间伦理在现时代社会化践履与更张的突出表现，是中原民众自古以来所形成的道德品质的自然流露。
四、中原民生意识中利益共享原则的放大与超越
《墨子·七患》：“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衣食是任何人的生命所系，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稳定进步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同时也是连结不同阶层人民的纽带，是利益共享原则的根本源泉。而人民的福祉就是人民最切身的利益，没有切身的利益作为驱动力，红旗渠工程的顺利完工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人民的福祉是共同利益的体现，它决不是个人的自我追求，而是大家的共同心声。《周易·系辞》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红旗渠人正是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和信念——水，而凝结了一种牢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从而保证了这一工程的顺利完成。当时工地上流行一首叫做《一条心》的民谣诗写道：“千人千双手，万人一条心，党委给任务，坚决要完成。”就是这种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最好说明。阮炜先生在《地缘文明》一书中认为，“为了求生存求发展，黄河中下游中国文明的先民们还必须培育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因为，在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面前，在其他人类群体的激烈竞争面前，个人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甚至可以说，群体越大，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因为这会产生比个体力量的简单相加大得多的集团效应。正是由于这一缘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代社会景观迥异于西亚——地中海地区：‘不是血缘群体的分化和解体，而是血祖群体的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大的社会群体’”。“除了集体主义精神，面对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们还必须涵养一种精进健动、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意味着在自然对象的阻障和敌意面前，作为主体的人最终可以依赖的，既不是神，不是天，也不是命或运气或任何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终极实在，而是其自身主体精神的高扬，是其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只有自身的主观努力，只有自身智力和体格方面潜力的充分发挥，才是生存斗争中获得成功的最可靠保障。正是这种源于同自然界互动关系的精神品格，构成了中国文明的本原性品质——理性的认知态度(不语‘陉乱力神’)、合和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谦恭敦厚而非好勇斗狠、吃苦耐劳、能屈能伸、温文平和、淡泊宁静、富于自尊、善于妥协等。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这些本原性品质无不赋予中国文明乃至每个中国人以一以贯之、恒定稳健的精神性格和文化形象。事实证明，秉有这些品质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功地葆守这些品质。”可以说，解决水问题是林州地区几代人的共同心愿。人们吃水难，牲畜饮水难，庄稼无水难收，甚至娶妻生子也与水有关，在极为恶劣的环境面前，与其说红旗渠人是自愿修渠，不如说红旗渠人是“被逼”的，但因此却把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解决水问题是红旗渠人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所在。在当时大量流行的“红旗渠诗”中，有一首叫做《看见五谷流进仓》写道：“红旗渠水长又长，翻山越岭过村庄。爷爷捧起渠中水，看见五谷流进仓。”另一首叫做《水听人使唤》的诗写道：“引来漳河水，如养一条龙。旱天能浇地，涝天能防洪。水听人使唤，年年好收成。”朴实地表达了红旗渠工程对民生利益的支撑。
五、中原文化与社会实践中领导者献身精神的延
展与新生
与中原古代民生意识中利益共享原则密切相关的，便是古代中原地区领导者的献身精神。《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中华民族在最初的生存斗争中，就凝结着领导者“敢为人先”的奉献精神。《列子·杨朱》谓：“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这正是古代中原领导者的真实写照。为古代中原地区“制礼作乐”的周公强调“古哲贤王，用康保民”(《尚书·康诰》)。姜子牙《六韬·文韬》则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众所周知，从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的信史实践，作为中华民族缔造者和推动中华民族崛起于东方世界的初始君王和国家政事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大都出自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区。在三代之前的历史传说中，太昊(伏羲)、黄帝、颛顼、帝喾、祝融等，都无私而执著地带领人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为中华民族的昌盛和繁荣立下了赫赫业绩。特别是夏朝的建立者——禹，栉风沐雨，历时10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战胜洪水，并带领人民建立了稳固的政治秩序。《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月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庄子·天下》亦云：“墨子称道日：‘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跋，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史记·夏本纪》亦载：“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之后，中原地区的许多统治者和领导者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其他如商朝建立者商汤，在位时轻征薄敛，大力发展生产，使得华夏疆域迅速扩大；再如春秋时郑国开国国君姬掘突(郑武公)带领民众开荒拓土，广置良田，造福一方；战国末期韩国著名水利专家郑国，为解干旱之困，游说并协助秦王开渠引水，修建了长达300余里的郑国渠，灌溉田地4万多顷；西汉洛阳人桑弘羊曾组织60多万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屯垦边陲，壮大军威……
罗列以上事例无非为了说明，红旗渠的修建并非偶然，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中原地区领导者长期奉行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的延续，尤其表现出中原文化与社会实践中领导者为民执政精神的延展与新生。这里有以下几点最为明显：一是上级领导的科学认同和积极支持，二是中层领导的果断决策和大胆创新，三是基层干部的以身作则和带头苦干。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外国朋友时曾自豪地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在红旗渠工程的决策过程中，当时的河南省委和新乡地委在中央精神的号召下，不仅鼎力支持，而且积极与山西省有关部门主动协调，保证了这一工程的顺利实施。时任河南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等中层干部“怀揣着改变山区面貌、造福林县人民”愿望和信念，率领调查组翻山越岭进行调研，“摸大自然的脾气”，最终发现了缺水是林县人民的至痛，因此，他们决心“把天上水蓄起来，把地下水挖出来，把境外水引进来”，这才促使了林县县委作出修建红旗渠的重大决策，最终使红旗渠成为“一渠水、一渠浪、一渠电、一渠社会主义的蜜”。当初杨贵下决心修渠时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谁修渠、靠谁修渠”。而在1960年2月7日做出的《中共林县委员会关于林县引漳入林工程施工方案(草案)》中称：“只要我们加强领导，苦钻苦干，紧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搞不好的事情。优秀的共产党员们!优秀的革命干部们!都要热情而踊跃地投入这一伟大而光荣的改山造河运动，肩挑起53万人民多年幸福愿望，挺身站在工程的最前线，领导全体民工投入改造大自然的战斗中，这是锻炼与考验我们每个同志的良好机会，工地即战场，也是课堂，希望所有同志都能在实际工作中立下自己的功劳，成为开辟人类幸福的英雄，到‘五一’节放水时党组织将给你们庆功。”事实上，广大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正如文件中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身先士卒，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并时时处处起到了率范作用，这也是保证红旗渠工程顺利完工的根本动因。
总之，从中央领导到地方领导之所以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原地区优良文化传统中反映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也是中原地区领导者长期奉行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