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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关键词]冷战；第二次柏林危机；联邦德国；美苏谈判；不信任
       [中图分类号]K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331-06
       二战后初期，出于对苏冷战的考虑，美国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阵营，作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美国的这一政策，得到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的积极响应。为求得安全上的保护，阿登纳政府奉行的是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结盟的路线。阿登纳的考虑是，通过入盟西方，以维护联邦德国在冷战夹缝中的生存。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一系列步骤和条约安排，德美同盟得以形成。然而，当同盟面临危机时，双方的不信任便充分暴露出来，1958～1963年发生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就使德美同盟面临严峻的考验。本文通过考察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对苏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揭示冷战背景下与超级大国结盟在给一个国家带来安全利益的同时，也会使该国产生不安全感。
       一、联邦德国反对美国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的“慷慨”让步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提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的现状，从而拉开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序幕。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及联邦德国等有关国家，要求在6个月内各国撤走在柏林的驻军，把西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提出如果6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为了缓和危机，经过一番交涉，美、苏、英、法四大国决定于1959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外长会议，谈判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
       在日内瓦外长会议前，西方大国之间就初步的谈判立场勉强达成了一致。最能体现西方谈判立场的是“赫脱计划”。这是一个经过多次修改的分阶段统一德国的计划。其内容极其广泛，“由赫脱国务卿提出的西方的‘和平计划’已经把那些最著名的批评者们……认为适宜于同莫斯科谈判的建议，几乎统统包括在内了。”“赫脱计划”是西方大国之间妥协的产物。“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像伦敦所希望的那样大胆，也没有像波恩所担心的那样危险。”“赫脱计划”虽然具有包容性，但实际可操作性却值得怀疑。给人的印象是，西方各国匆忙之中达成了一致，而对于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反复根本没时间予以考虑。
       1959年5月11日，东西方外长会议在日内瓦正式开幕，两个德国的代表与美、苏、英、法四大国的代表团一起出席了会议。西方的建议在5月14日提出来之后，便遭到苏联的反对。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评价“赫脱计划”时指出，这项计划不符合会议面临的基本任务，只’能偏离这些问题的解决。况且，西方国家的计划实际上是要苏联帮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脱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而把占领制度推及于整个柏林。葛罗米柯认为，解决欧洲的二战遗留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应该着手研究的首先是对德媾和问题和西柏林问题。西方与苏联的立场相差如此之大，致使会议逐渐陷入僵局。
       艾森豪威尔多次表示，只有外长会议取得进展，他才会同意召开首脑会议。为此，他迫切希望日内瓦外长会议能够取得突破，从而为美苏首脑会议的召开寻找说得过去的理由。为了使会议不至毫无收获，美国提出将德国重新统一等问题搁置起来，先就柏林问题达成临时协议，以维持柏林现状。为换取苏联的保证，西方国家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在柏林的驻军人数，不在柏林部署导弹和核武器，对不受苏联欢迎的宣传活动加以控制等等。1959年6月底，国务卿赫脱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表示，为了达成保障盟国和民用通道的柏林协议，值得让波恩作出任何“让步”。他所指的“让步”是：(1)不需要正式承认盟国的权利；(2)削减西方驻军；(3)进一步开展全德谈判。他表示愿意接受以东西德党派为基础建立全德混合委员会，他还认为不必过于在意数字上的比例。以这些“让步”为基础，7月28日，西方向苏联提交了工作文件。基辛格在评价美国的这些“让步”时颇有微词。“无论从这个建议的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个建议已经达到了安全所容许的最大限度，也可能超出了这个限度。”
       在联邦德国政府看来，西方在一开始就作出这么多“让步”，显得太过慷慨。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勃伦坦诺认为，该文件使西方处在投降的边缘。“西方国家可能超出文件上规定的条件，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这种让步可能超越可以容忍的限度。”此时正在日内瓦访问的西柏林市长勃兰特，也反对缔结一个没有明确规定临时政府届满后柏林的法律地位而又硬性规定减少西方驻柏林兵力的有限期的临时协定。他向勃伦坦诺表示，与其达成这样一个成问题的妥协，倒不如让会议无结果而散。勃兰特与勃伦坦诺立即与赫脱进行交涉。勃兰特强调，柏林宁愿忍受一个严重的青黄不接阶段，也不愿看到这样一种可能被理解为“末日的开始”的让步，盟国在柏林的权力继续发挥作用比一个临时协议的细节更重要。交涉起了作用，为了打消联邦德国方面的疑虑，赫脱建议将西方的工作文件增加一个补充条款，即在临时协定期满之后，以前的法律地位将重新生效。这实际上又取消了临时协定的临时性质，当然不会被苏联所接受。8月1日，苏联代表团拒绝了西方所提出的补充条款，同时也使得对西方7月28日所提交的草案的任何进一步讨论成为不可能。联邦德国方面总算及时制止了西方的一次危险的“让步”，“勃兰特动身离开时，已用不着担心会达成糟糕的妥协了。”由于无法取得进展，8月5日，日内瓦外长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日内瓦外长会议的进程表明，一旦谈判开始，面对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美国很难一直坚持原有的立场。为使谈判有所进展，美国方面认为，表现出某些灵活性是必要的，不必死守阵地。在联邦德国政府看来，一旦立场松动，就会导致全线崩溃。而且，在谈判的一开始就作出让步，实在太过“慷慨”，并不符合“没有对等的让步决不让步”的原则。所幸的是，苏联并不接受西方所谓的让步。对于日内瓦外长会议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政府将责任归咎于联邦德国。联邦德国驻美国大使格雷韦在1959年7月指出，美国国务院对联邦德国的态度越来越糟糕。“美国官员经常抱怨：他们经常不知道我们对自己提出的建议是否认真，他们不知道阿登纳总理是否赞同这些建议，或者他是否会在稍后出尔反尔。”
       二、联邦德国怀疑美国在戴维营会谈中与苏联达成交易
       鉴于日内瓦外长会议不能取得进展，美国决定抛开盟国单独采取行动。1959年8月3日，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将于9月间访问美国。实际上，早在7月中旬，艾森豪威尔已经决定向赫鲁晓夫
       发出邀请。美国政府对这一决定守口如瓶，以免引起波恩的不快。7月24日，格雷韦在向盟国通报前一天晚上勃伦坦诺与葛罗米柯会谈情况时就提到，葛罗米柯发表了一些模糊、故弄玄虚的论调。葛罗米柯说，“西德方面将会为现在所奉行的僵化政策后悔，很快就能看到联邦德国被彻底孤立起来。”当艾森豪威尔将对赫鲁晓夫的邀请公之于众时，波恩方面才明白葛罗米柯的论调并非空穴来风，这更加深了它对华盛顿的不信任。阿登纳并不认为东西方之间有召开首脑会议的必要。“毫无迹象表明波恩希望四国再开会讨论柏林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暂被搁置起来的话。因此，据说阿登纳博士对首脑会议并未表示多大热情。”
       艾森豪威尔决定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先到欧洲进行访问，并把波恩作为访问的第一站。对于赫鲁晓夫访美，阿登纳十分关注，担心美苏之间有可能达成交易。在此情形下，阿登纳迫切希望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谈。8月10日，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布鲁斯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提到，当得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访问波恩时，阿登纳感到很高兴，如释重负。布鲁斯指出，艾森豪威尔的此次访问是一个安抚阿登纳的好机会，总统此次波恩之行应该消除阿登纳的疑问，而且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克里姆林宫表明，“将阿登纳贴上好斗分子的标签并将他孤立起来的企图注定要失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艾森豪威尔的波恩之行主要是为了营造德美团结一致的表象。
       访问波恩期间，艾森豪威尔希望阿登纳提出关于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新建议。阿登纳对美国的要求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不断重复先前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仅仅答应就加强两德之间交流进行可行性研究。如果说阿登纳的态度让美国失望的话，在赫脱与勃伦坦诺的单独会谈中，华盛顿则看到了波恩立场有可能再次软化的迹象。勃伦坦诺比起先前在日内瓦的时候态度灵活得多。他非常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包括柏林在内的民族情感之类的问题，西德和东德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勃伦坦诺接着说，他认为如果可以延期3年解决柏林问题，度过下一次德国大选，在此期间，制定出一些柏林人和苏联人都能接受的柏林问题解决方案，是各方所乐意看到的。他还设想将柏林变成某种自由城市或受到保证的城市，由联合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监督角色。
       尽管艾森豪威尔在访问波恩时一再保证不会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出卖联邦德国的利益，但对美苏达成妥协和交易的担心始终是阿登纳心头不可抹去的阴影。9月17日，格雷韦拜会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墨菲，询问在即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中会涉及到哪些问题。墨菲闪烁其词，他希望通过格雷韦向联邦德国政府保证，美国方面不打算作任何妥协。
       美苏首脑的戴维营会谈的议题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东西方关系中的各个方面。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关于柏林，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并不想使柏林的局面总保持如此，也不想在此永久驻扎军队，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体面退出的方式。”艾森豪威尔强调，如果能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就可以在其他方面取得进展。这实际上暗示，美国可以在其他方面对苏联让步。
       美苏戴维营首脑会谈虽然没有达成阿登纳所担心的交易，但艾森豪威尔在会谈结束后第二天所发表的讲话却大大超乎意料。9月28日，在公开讲话中，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与苏联政府一样的论调，即认为柏林的局势的确“不正常”。这番讲话很容易引起各种理解，外界纷纷猜测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私下达成了谅解。为避免波恩方面不必要的猜疑，艾森豪威尔在当天写信给阿登纳为自己的讲话进行解释。艾森豪威尔在信中表示，“柏林的分裂，正如你我都认为的那样，与德国的分裂一样，不正常、不公平。合乎逻辑的解决就是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这仍然是我们的目标。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长时间。”艾森豪威尔的解释无法让阿登纳感到满意。9月30日，在接见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布鲁斯时，阿登纳抱怨说，根据美苏联合公报、新闻界的评论以及艾森豪威尔写给他的信来看，美国采取了一种新的外交方式。阿登纳表示，如果杜勒斯活着，赫鲁晓夫就不会被邀请访问美国。阿登纳认为赫脱太过软弱，被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牵着鼻子走。尽管美国政府一再保证不会在对苏谈判中背着盟国搞妥协，但波恩方面仍然放心不下。10月1日，格雷韦约见了赫脱，联邦德国政府应该知道美国政府的考虑，特别是是否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国务卿赫脱的回答是，美国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讨论新的建议。
       阿登纳一直担心美苏背着其他国家搞交易，瓜分中欧包括德国，进而瓜分世界。即使是在联邦德国参加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美国都愿意向苏联作出让步。更何况是在一次只有美苏首脑出席的会议上，两个超级大国难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达成妥协。新闻界越是推崇所谓的“戴维营精神”，阿登纳的疑心越重。戴维营会谈后，美苏关系得到改善，又增加了阿登纳的怀疑。艾森豪威尔将柏林局势形容为不正常，阿登纳更加认为，自己的怀疑已经得到证实。戴维营会议前，阿登纳希望了解美国打算谈什么，而在会议后，则希望知道艾森豪威尔究竟与赫鲁晓夫谈过些什么。即便是得到美国的再三保证，阿登纳仍然难以安心。
       三、联邦德国担心美国在未来的东西方首脑会议上再度让步
       在戴维营会谈中，尽管美苏之间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从而使计划中的东西方首脑会议有了召开的现实基础。要想在东西方首脑会议上取得进展，艾森豪威尔认为，应该拿出一些新东西来。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向苏联提出新建议的最大障碍来自波恩。10月16日，在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柏林问题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对阿登纳的怀疑、猜测、立场僵化感到极其不耐烦。赫脱认为，“德国人相信在我们的支持下，他们可以维持现状。”副国务卿麦钱特补充说，德国方面立场越来越僵化，阿登纳越来越不可接近，无法与之沟通。艾森豪威尔表示，“正因为如此，很清楚，我们应该先行召开西方国家首脑会议，看看我们是否在首脑会议召开之前找到共同的立足点。”
       在积极筹划召开西方国家首脑会议的同时，美国政府希望波恩可以提出关于解决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新方案。布鲁斯给勃伦坦诺打去电话，询问在与赫脱8月27日会谈中勃伦坦诺所提到的一些议题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勃伦坦诺的回答让人失望。10月23日，在写给赫脱的信中，勃伦坦诺表示，经过仔细考虑，并向阿登纳作了汇报，“我想我不能给予积极答复”。在8月27日的会谈中，勃伦坦诺提出可以考虑将柏林置于联合国的保护之下。然而，现在他认为联合国的保护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联合国的保护充其量只可以起到补充作用，而不能代替西方三大国以驻扎军队的形式所提供的保护。对于接下来要展开的谈判，勃伦坦诺认为只有裁军才是值得一谈的问题。“在裁军领域达成协议后，柏林和德国问题就会更加容易得到解决。如果苏联拒绝这一建议，就可以表明，它根本不想进行认真的谈判。”波恩之所以对裁军感兴趣，是希望转移美苏对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注意力。“阿登纳博士强调，裁军是同他阻止把柏林问题提出来讨论的愿望完全符合的。这位联邦总理从来不隐瞒自己的信念，他相信柏林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将损害西方的利益。现在他突然违反他一向坚持的要把
       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同时提到东西方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意见，这就表明德国人对于那种可能性的恐惧增加了。”裁军问题固然重要，但美苏不可能在一次难得的、费尽周折才得以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只谈论裁军问题，对造成当前局势紧张根源的柏林问题避而不谈。正如格雷韦所指出的，“阿登纳想把最高级会议完全限制在裁军主题上的愿望没有任何实现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以下这种情况有所准备：柏林问题又重新成为中心议题却没有我们的直接参加。”考虑到如此僵化的立场必然为美国政府所不接受，勃伦坦诺留下了可回旋的余地。勃伦坦诺表示，这封信只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
       波恩方面很快便作出了调整。11月10日，格雷韦与赫脱会谈时，改变了先前只希望将裁军列为东西方首脑会议议题的立场，同意讨论柏林和德国问题。格雷韦解释道，勃伦坦诺写给美国政府的信被耽误了一些时间，自该信递交给赫脱之后，联邦德国政府对东西方首脑会议日程安排的立场有了一些改变。联邦德国政府并不认为裁军是唯一可以讨论的主题，很显然，首脑会议必定会涉及到柏林和德国问题。
       虽然同意东西方首脑会议可以讨论柏林和德国问题，但阿登纳的态度仍然是消极地维持现状。12月19至21日，美、英、法、联邦德国四国首脑在巴黎会晤，讨论东西方首脑会议事宜。会上，阿登纳反对向赫鲁晓夫提任何建议。在阿登纳看来，尽管日内瓦外长会议中西方所提出的“赫脱计划”存在缺陷，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为避免西方作出新的让步，相比之下是个不太坏的选择。关键是，苏联已经拒绝了这一计划，如果再将这一计划拿出来讨论，必将再次遭到苏联的反对，从而就什么也谈不成，这正是阿登纳想要看到的结果。阿登纳得到了戴高乐的大力支持。“法国和德国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在日内瓦会议上曾被证明为不切实际的那个分不开的‘一揽子’计划的观点。”巴黎西方首脑会议唯一的成果是西方三大国邀请赫鲁晓夫于1960年春天到巴黎出席东西方首脑会议。而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和阿登纳联手为西方规定谈判立场的做法显得毫无办法。据戴高乐观察，华盛顿对每一个问题立场都不很明朗，艾森豪威尔倾向于妥协，但是并没有加以具体说明。
       尽管在东西方首脑会议谈判的立场问题上，阿登纳设法使美国和整个西方暂时守住了阵地，但对于美国到底能坚守多久，阿登纳没有把握。上次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经验告诉他，一旦谈判真正开始，联邦德国很难对谈判进程予以把握。随着东西方首脑会议的临近，阿登纳对美国的不信任愈加强烈。1960年1月18日，阿登纳在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机关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警告说，当今国际局势中存在“可怕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莫斯科，而且也来自……伦敦，甚至华盛顿”。当阿登纳于1960年3月访问美国时，显得忧心忡忡，他的不安多次体现出来。在公开场合，阿登纳对美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美国作为西方领袖国家的威信在迅速下降。结果，阿登纳的重复不断的尖锐批评激怒了美国人。在阴郁的气氛中，与艾森豪威尔和赫脱的会谈成了例行公事，没有带来多少新东西，就连公报也是事先草拟好，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加以修改。
       东西方首脑会议由于“U-2事件”而流产，阿登纳的不安情绪得到缓解。当得知东西方首脑会议开不成后，阿登纳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对新闻局长埃卡特说：“我们又交了一次好运。”东西方首脑会议流产后，鉴于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赫鲁晓夫不再接受艾森豪威尔为谈判对手。而艾森豪威尔由于任期将满，美国在外交方面实际上陷于瘫痪状态。由于这些原因，第二次柏林危机出现了暂时的缓和局面。然而，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基辛格认为，“虽然在最高级会议流产之后苏联所持不妥协态度，至少在外表上促使西方团结，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基本的困难问题已经解决，那就要犯最严重的错误。”
       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从日内瓦外长会议到美苏戴维营首脑会议直至流产的巴黎东西方首脑会议，联邦德国政府一直担心美国不能坚持立场，会背着联邦德国与苏联搞妥协。这种不信任凸显了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盟友面临的两难选择：如果美苏接近，国际形势走向缓和，核战争的危险性降低，本国的安全环境将大为改善；然而，美苏接近，必然会就一些地区性的问题达成妥协，它们各自的盟友，特别是利益攸关方，则担心美苏会拿本国的利益作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超级大国的盟友对美苏之间的接近、缓和充满疑虑，它们宁肯“维持现状”。由此可见，冷战背景下，超级大国在给它的盟友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也会给盟友带来不安全感。在不安全感的驱动下，超级大国的盟友一般倾向于消极地维持现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盟友的利益关切会成为美苏缓和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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