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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默克尔时代德国政府对华政策在保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连续性的同时，也出现了巨大变化。随着德美关系的改善，默克尔政府开始推行“价值观外交”，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抵制。德国政府还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压制中国改变人权政策。随着中德经贸交流的不断扩大，未来中德外交必将得到改善。
       [关键词]默克尔；德国；西藏；外交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8)03-0337-05
       2007年8月26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抵达北京，开始为期4天的对中国的友好访问。这也是她作为联邦德国总理第二次访问中国。默克尔来访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双方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了交谈，并达成了一系列双边协议。然而时隔不过一个月，9月23日，尽管遭到中国政府及部分德国高级官员的抗议，默克尔仍在德国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她声称这是一次“私人会见”)。这是默克尔首次在德国以总理身份会见流亡的西藏达赖喇嘛，也是达赖喇嘛首次在象征着德国权力中心的总理府获得接见。消息一出，中德两国舆论一片哗然。中国政府随即表示强烈抗议，并中断了原定中德政府间的司法磋商。德国外交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默克尔不应该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喇嘛。这件事关系到德中双方的利益、德国的利益，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而且中国的合作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损害这些利益是毫无必要的。”
       作为一个欧洲大国的总理，默克尔的做法看上去表里不一、出尔反尔，有违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形象。究其原因，可以引用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先生的一句精辟论断，“历史经验表明，每届联邦政府的政策取向，既要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又都打上新总理的个人烙印。”默克尔这种看似出尔反尔的做法，正是其领导的新一届德国政府对华政策连续性与曲折性的集中体现。
       一、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连续性与曲折性
       从德国统一至今的十几年间，中德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科尔和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经历了从积极改善到全面发展两个阶段。中德两国相隔万里，互不接壤，政治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经济上交流则能实现双赢。因而，建设稳定发展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科尔政府曾于1993年推出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战略”，为改善和推动中德关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施罗德在其执政的7年时间里，先后6次访问中国，将中德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4年5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德期间，中德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在中国与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将双方各个领域的交流推向中德建交以来的最高潮。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科尔和施罗德时代德国对华外交政策在总体上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对双方敏感的人权问题、台湾和西藏问题都能较为克制理性地把握，更加注重有利于德国国家利益的双边交流。
       上述中德关系全面发展的大局，符合现阶段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家都不会轻易更改的。正因为如此，身为德国右翼政党基民盟领导人的默克尔在2005年10月被确定为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的总理后，随即在“施政声明”中明确表示，科尔和施罗德担任德国总理期间，德国对华关系取得了良好发展和长足进步，在她领导下的新政府将继续保持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在2006年5月访华期间，默克尔再次重申，“德中关系基础深厚而牢固，两国已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德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致力于保持和发展前几届德国政府奉行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并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第1版)默克尔的话绝非空洞的外交辞令，这是基于德国的利益需要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中德关系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不会因为某一届政府的更迭而突然中止或发生重大倒退的。
       中德外交虽然延续了数十年以来良好发展的态势，然而默克尔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相比施罗德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德外交并非一帆风顺，适时地审视这种变化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自联邦德国建立以来，德美关系就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寻求在北大西洋公约框架下构建合理有益的德美关系，一直是历代联邦德国政治家孜孜不倦追寻的目标。事实上，德国对其它国家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对美政策的影响。出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德美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但相对于德国与其它国家关系来说仍然要亲密得多。德国《南德意志报》外交政策版负责人约瑟夫·约弗就曾撰文指出德美之间是一种“天然伙伴关系”，德美之间有着稳定的共同利益。当德国政治走进默克尔时代的时候，这种亲密关系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无论从个人喜好还是战略选择上来看，默克尔政府都有着强烈的亲美倾向。默克尔是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内部的“造反者”，惯于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行事。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年仅33岁的默克尔怀着极大的热情到达美国，受到了里根和老布什总统的接见。她向来不掩饰自己强烈的亲美之情，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就极力支持美国的强权政策。所以，在2005年10月被确定为总理候选人后，默克尔明确表示：“我确信建立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是一项重要任务，符合德国的利益。”在正式上台后，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积极修复因伊战而严重受损的德美关系(前任总理施罗德因公开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德美传统友好关系陷入僵局)。默克尔分别于2006年1月和2007年4月访问美国，并在第二次访美期间代表欧盟向布什提议建立“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布什总统对默克尔的亲美态度十分欢迎，回应称德国是“重要盟友”。
       在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看到德美关系的转变对德国对华政策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从最近两年的事实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加强了在亚洲、尤其是对华政策方面的协调，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些观点都趋于接近，例如“中国威胁论”、台湾问题等等。这种协调当然与德美之间的合作是分不开的。默克尔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或者是为了与布什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在很多问题上都对中国表示出消极或者反对的态度。例如前任总理施罗德曾经积极推动解除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然而默克尔在2006年5月访华时就明确表示“德国未来不会再单独提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问题”。她还提出“解禁”要与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以及台湾局势挂钩，这无异于干涉中国的内政。此外，由于贸易摩擦的加剧，默克尔政府迟迟不愿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希望迫使中国政府在中德贸易中做出种种让步。此外，在默克尔政府内部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关系上正处在逐渐从伙伴关系向竞争关系过渡阶段。根据最新消息，2007年10月23号，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推出了新的“亚洲战略构想”，声称崛起中的中国已逐渐在能源采购、原材料供应、外贸、非洲等领域乃至发展模式上成为西方的竞争对手，建议“德国要增强与印
       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同时要“联合欧美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来遏制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威胁”。在开放市场准入、温室气体排放、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对非洲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默克尔政府都试图对中国施压。在这些问题背后，或多或少都能看见美国政府的影子。
       对于近来默克尔政府大力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以及接见达赖事件对中德关系产生的恶劣影响，我国许多舆论都将矛头指向了默克尔本人，似乎是默克尔的上台“带坏了一切”。这种缺乏理性的评价是不成熟的，尽管政治家的个人因素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不能仅凭默克尔的个人经历和喜好就偏激地将其描绘为脸谱化的“极端大右派”。德国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其任何一个外交举动都是冷静权衡的战略考虑下的综合结果。在此我们不妨首先回顾一下德国自统一以来的国内状况。总体上说，德国十几年来陷入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瓶颈困境”，具体表现为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经济停滞不前、财政不堪重负、极端右倾势力抬头等等。17年的经济衰退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对德国民众心理的巨大冲击是不可估量的，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德国国内一部分势力自然地就试图寻找转移民众视线的目标，以赢得选票获取政治资源。而一些快速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他们的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2007年GDP可能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的事实更是强烈刺激了德国长久以来的优越感。至此，我们已不难分析以默克尔为首的一帮德国政客的心态：对中国崛起近乎本能的强烈抵制。从根本上讲，默克尔政府对中国战略上的不信任来自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这种隔阂不是共同的物质利益能够完全弥补的。对于默克尔政府的这种消极态度以及影响中德关系正常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我们只能尽我们的所能使中国更加强大，同时在对外交往中更加注重原则性和策略性，才能赢得包括德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尊重。
       二、默克尔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偏见
       中德外交中的西藏问题由来已久。1987年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中国时专程来到拉萨，成为第一个出访西藏的外国领导人，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科尔事后表示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十分赞赏。1989年以后，两国关系恶化，西藏问题成为德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手段。1996年6月20日联邦议院通过了所谓《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无端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这一事件一度使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干扰。可以看出，德国实质上是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在中国打开一个缺口，压制中国改变国内人权政策。可以说，中德交往中的西藏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人权问题。作为一个二战后接受民主制改造较为成功的国家，联邦德国积极输出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立场是不容忽视的。这也并非仅仅针对中国。或者说，这种将西方民主模式推向全球的普世情结已经深深渗透到当代德国人的政治诉求中。以自身的人权模式衡量其它国家，由此便出现了对它国人权状况的攻击，甚至将人权与援助挂钩，宣扬对人权问题进行国际干涉等。德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攻击，实质上就是不满于当代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的统治。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西藏经历了废除农奴制、平息1959年叛乱、建立自治区政府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政治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然而，这一切在不少西方政治家看来，却意味着西藏“民主的缺失和人权的沦丧”。以达赖为首的一伙西藏分裂分子的宣传无疑使不少不明真相的西方民众更加坚信西藏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难”。笔者就曾经在“德国之声”上看到过，一个出逃德国的藏民为了获取政治避难许可，大肆宣扬废除农奴制以后普通藏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悲惨，以此换取德国人民的同情。这种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做法确实迷惑了不少西方民众。
       了解了上述事实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此次默克尔公然在总理府接见达赖的行为了。默克尔的发言人事后表示，默克尔“对达赖喇嘛这位宗教领袖表示敬意，并让达赖相信，她将支持达赖维护西藏文化传统的努力，以及在寻求宗教和文化自治方面所采取的非暴力政策”。这在实质上就是默克尔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起的又一次挑战。桑德施奈德对此评述说，“出于个人的政治思想和党派特征原因，默克尔不会放弃在人权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这或许会对中德关系形成挑战。”Ⅲ(第53页)尽管在特定的国际局势下国家之间交往的趋势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我们不能忽视政治人物在其中的主观作用。如果将默克尔与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相对比，我们将发现个人的思想、喜好甚至是偏见都能对国家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默克尔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宗教情结”比较浓厚，对那些貌似追求“种族独立和认同的宗教人士”怀有盲目的同情心。早在2005年，她就作为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和达赖喇嘛见过面，并声称要会见任何“宗教领袖”。另一方面，默克尔曾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生活过几十年，她后来在公开演讲中形容“像章鱼一样想彻底吞噬我们的民主德国制度”，可见她对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深恶痛绝。问题在于她延续了对东德社会主义的看法并将其应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如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默克尔不能深入理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所走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将中国等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来看待。从两年来的中德关系发展我们不难看出，默克尔的这种偏见甚至是执拗已经给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消极影响。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此次事件的另一个主角——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对于长期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中国政府早有定论：达赖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然而以笔者所见，在许多西方民众的心中，达赖反而是一个“神圣和智慧的化身”。2003年6月，德国外长菲舍尔接见了达赖，一夜之间小城美因茨的所有公交站点都换上了达赖的大幅画像(当时笔者正求学于美因茨大学)，路过行人无不驻足观望，可见达赖在德国世俗社会中的影响力。深究起来，无非藏传佛教的神秘性和达赖集团的蛊惑宣传迷惑了人们的视线。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无疑激发起了民众的好奇心。而达赖更是将自己伪装成一个慈悲为怀的宗教领袖和充满智慧的智者，在宗教的幌子下四处宣传来骗取人民的信任。近些年来，达赖宣扬已经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要求，转而寻求“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并称这是为了保存西藏的生态和文化完整。这种变相的分裂要求虽然遭到中国政府理所当然的拒绝，却博取了不少西方民众甚至是政治家的同情。另一方面，由于达赖喇嘛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起了“良好形象”，不少政治家常常刻意寻求接见达赖来拉拢民望，为自己的政治形象加分。此次默克尔接见达赖虽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但却会改善她一直以来在德国民众心中冷酷不苟言笑的形象，两相比较她更乐于获取民心。
       谈到中德在西藏问题上的纠葛，我们还应该更深层次地发掘西方人的社会文化视野中西藏的分量，
       我们称之为西方人对西藏的“香格里拉情结”。虽然西方人心灵中的理想国度“香格里拉”早已被证明是在云南省的迪庆，但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中，“香格里拉”就是西藏。在西方人心目中，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因为遥远的距离和独特的文化而愈加神秘。西藏因为地处内陆，较晚受到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影响，成为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代文明和古代宗教的一块“活化石”。一个“纯洁无瑕”的西藏成为很多西方人的一种精神寄托。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中国政府在西藏破除陈规陋习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不少西方人却认为他们“心中的净土”遭到了玷污，西藏古老的文化遭到了破坏。当这种“捍卫香格里拉”的情绪汇集到政治家那里的时候，便成为了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人文因素，甚至进一步发展到拿“神化”了的西藏来“妖魔化”中国。
       三、默克尔时代中德经贸交流状况及前景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利益与价值取向一直是干扰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一对矛盾。从近十年中德关系的发展来看，经济利益的驱动主导了德国的对华政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则居于次要地位。中德自建交以来，两国发展关系史中恒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利益，这也是推动中德关系排除干扰、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德国自身来说，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贸易国，出口占到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从事出口相关工作的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口的20％。自2003年起德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到2006年其出口已占世界出口总量的9.3％。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出口对德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当今世界可谓一枝独秀，加上人口众多形成的巨大市场，无疑对欧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就德国来说，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成为其对华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
       尽管德国与中国建交晚于英、法，但中德间经贸科技合作已走在欧洲各国前列。多年来，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欧洲对华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自2002年起也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2005年默克尔上台后，中德经贸交流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762.7亿欧元，比2005年增长24.69％。其中，德对华出口275.2亿欧元，同比增长29.32％，占德出口总额的3.1％；德从中国进口487.5亿欧元，同比增长22.21％，占德进口总额的6.66％。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汽车、印刷设备、电气部件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设备、电器、服装、玩具等。从投资规模看，德国对华投资逐年增加，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德企业在华投资项目5338个，合同德资金额251.16亿美元，德方实际投人134.18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双边贸易总额达391.53亿欧元，同比增长12.53％。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为因素都阻止不了的。默克尔政府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不愿意在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输给英法等国。事实上默克尔两次访问中国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默克尔每次到访中国都会有一个大型的经济代表团随行，成员大多是德国经济界的代表，其目的无外乎搭外交的顺风车签订更多的经济合作协议。例如在2006年默克尔第一次访华期间，中德双方签订了19份双边合作文件，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而此次默克尔接见达赖对中德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受到了德国经济界的激烈批评。因为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原定于2007年12月访问北京的计划，德国《经济周刊》对此评论说，“德国希望中国政府短暂生气后会恢复正常的期望落空了”，这对德国经济界是一大打击。为了民主和人权的政策，德国经济界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金融时报》也说“中国取消财长访华点燃联盟内部对默克尔中国政策的争吵”。如果外交政策是以损害本国的经济利益为代价，那么这种外交政策就是失败的，也是不能持久的。默克尔对华强硬政策的推出，虽然在短期内会给中德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未来中德关系稳定的大局。中德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中德外交的基调不会改变，国际局势的发展将使默克尔意识到，面对中国的崛起，合作才意味着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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